书给我的幸与不幸

    我的书房里挂有一副对联，写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我的开蒙塾师张树和在我 5 岁入学后一年给我写的，也是我幼年以来所留下的唯一可以纪念的东西了。至今我还把它挂在墙上，其原因有二：一是我之所以能认识几个字，多亏教师的谆谆教导，恩德难忘；虽然有时因为背不出书来，教师打我手板，以致手掌发肿，可是我并不怨恨他。一是我觉得这副对联虽很通俗，但意义深刻，这是老师教导我，要多读书，多阅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要与实践并重。 

    我从小喜欢浏览群书，当然不敢说“博览群书”，虽然那时有许多书我还看不懂。这是由于我的老家藏书很多，五间大厅沿墙堆满了旧式的方形书箱，一直到房顶，那时我拿上一层的书时，要蹬着两只叠在一起的凳子，方能够得着。我看了不少书，我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小说、农书等等。有一套金陵书局版的二十四史，其中我看过不少。我曾对照《三国演义》和陈寿的《三国志》读过一遍。小说，我看过《西厢记》、《红楼梦》、《今古奇观》等。前两种书在我家是禁止小孩看的，越是禁止，越是要偷偷地看。记得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十一二岁左右，简直入了迷。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那一回时，我痛哭流涕，连饭都不吃了，大人们还以为我病了呢，这一情景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于农书，我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些书都没有断句，读起来困难，似懂非懂。长大以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于是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我之所以在大学里读农科，其原因就基于此。我想徐光启的农本主义对我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日本留学时，老师开的参考书目，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正课并不讲这部书。我那时读的是大杉荣的日文译本，一读就着了迷，其后又读了《人类的由来》的日文译本。我接触达尔文的原著，是在日本投降以后。那时我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一部《达尔文全集》原著，欣喜若狂。逛旧书摊是一种享受，可以买到许多好书，比如说我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了一部美国大园艺学家布尔班克（L．Burbank）的《全集》，这部书就是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的。每得到一部好书，心情非常兴奋。话说回来，我读了《物种起源》的原著，便被其中大量的生物界现象、严密的推理以及雄辩的文风吸引住了。我又找来早年的马君武的中文译本，对照原文一看，发现译文诘屈聱牙，艰涩难懂，且误译和漏译之处甚多。于是我开始有了重译《物种起源》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动笔。 

    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决定翻译出版《达尔文全集》，由副署长周建人先生董其事，周建老又通过吴晗先生找我协助进行。很快我和周建老、方宗熙就把《物种起源》翻译出来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同时《全集》其他著作的组稿工作也顺利完成，三联书店并且发出了“新书预告”。不料 1957 年“反右”风暴把我卷入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于是停职反省，我却借此空闲时间译完了达尔文的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下卷，约 30 余万字，蒙科学出版社好心的编辑黄宗甄先生以我心爱的小女儿的名字出版，因为“右派”是不得“乱说乱动”的。从此，《全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便被搁置下来了。 

    我这个“右派”是怎样被揪出来的呢？起因是：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位很有成就的农业化学家陆钦范先生，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名曰《抛砖集》，是讨论我国人口问题的。他说，如果我国不节制人口，任其膨胀下去，必将招致大祸，同时批判了人多好办事的说法，于是提出“一个家庭二孩制”的主张。这本小册子，由他自费印刷，广为散布。后来人们都说，“陆大傻子花了两百多块钱，买来一个大右派”。“反右”一起，他便成了首席“右派”，斗争会上，让他交待那本小册子是通过什么关系印出来的，他老实招出是经过叶笃庄之手，因为当时我是该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和几家印刷所都有关系。这一来，我成了“帮凶”，于是“顺藤摸瓜”，又 “摸”出我的一篇未发表的短文《也谈读书》，其内容不外劝人多读书，读好书，对此硬把我“分析”成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的罪魁祸首。几十年后，从我的档案里又找到了这篇短文，便一字未动地在《群言》上发表了。 

    在改造期间，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出版。我曾在如豆的灯光下，译完了 50 余万字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由于没有稿纸，乃以蝇头小字写在一本书的行间。我坚决相信，这部代表人类文化的杰作总有出版的一天。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译品，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后来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是我平反后重新翻译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吹断了我身上的枷锁。更使我欣慰的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这尔文进化论全集》将于明后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今老夫耄矣，已 78 岁了！但欣逢盛世，夕阳虽短，尚大有可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