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为人知的一面:提倡节俭同情老百姓的疾苦
一面残杀生灵,一面对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连年征战之时实施了一些仰制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在政治上表达出对仁政的响往。
面对当时北方人民的悲惨情景,他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著名诗句,对当时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反映,寄托了他对民众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诗作里,他表达了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强烈不满,希望有一个“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达出他对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这些思想从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来。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凄凉情景,在其令中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忄妻怆伤怀。”为此,决定给死亡将士家属死绝者对其亲戚授田赐牛,立庙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说:自动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亡。”因命郡国修建学校,兴办教学。后第二年,又下令对死亡吏士家属予以抚恤,说自举义兵以来,军士出征频繁,或疫死、战死,“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于对人民的苦难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后,他下令对河北百姓免除当年租赋,采取抑强扶弱措施抑制豪强,扶助弱民,禁止民间报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鉴于当时军粮匮乏,他最先让军队屯田开荒,在时代首创屯田制,并在自己的魏都邺县(今河北临漳县)“亲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发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无夫无子者,十二岁以下无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其终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给;幼童到十二岁止家贫无力抚养的,由公家按人贷给粮食。
曹操还提倡节俭,规定衣饰不得华丽,官吏们一时以穿破旧衣服为时尚;规定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一律都葬于高处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园,并从简改革送终制。他自己以身作则,送终衣服只备四箱,平时“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暖,无有缘饰。”妻子衣着较为华丽,被曹操看见了,以违反家规赐死。
曹操的这些举措,其基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毕竟反映了他为政以德的一面。既有宽容之量 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双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旧恶、不计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宽容,;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常常翻脸不认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旧恶、器量广大方面,他对陈琳、这样骂他祖宗、杀他儿子的人也一样任用。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之乱后由京师避难冀州,为起草文稿,曾写檄书历数曹操罪行,骂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绍兵败后,陈琳为曹操所有,曹操说:你当初为袁绍写文稿,只讲我的罪状也就算了,为何涉及到我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为文书。张绣原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侄子,很会打仗,张济死后张绣接掌军权,引兵至南阳,投降曹操,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率众反叛,突然围攻曹操住所,曹操仓忙之间逃生,中箭受伤,差点掉命,长子因将坐骑让给曹操而遇难。后来,张绣在的劝说下率兵归降曹操,曹操十分高兴,不计杀子之仇。
为了广揽人才,曹操对归降将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对部下的过错有时也能原谅。时,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给袁绍写通好,袁绍兵败后,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里,写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他说:当时袁绍强大,连我自身也难保,何况众人乎!
曹操一面表现出豁达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对稍有触犯自己的人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诛杀了一些当时的著名之士。如、、崔琰、娄圭等。杀孔融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合,杀杨修则因为曹植失宠。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调,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荆州之时借故把他杀了。杨修跟曹植的关系密切,曹植失宠、立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军情的名义将其收斩。崔琰直言敢谏,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对他很赞赏,后来曹操认为他,诽谤自己,将其赐死。娄圭少时就跟曹操有结交,跟随他多年出谋献策,屡次立功,曹操也常叹:“子伯(娄圭字)之计,孤不及也。”后来,只是对人说了句人生在世当自己有所作为,不要羡慕曹操父子,就被杀头。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担任选举之职很有成绩,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为对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将他处死,后经大臣们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对触犯他的人肚量之小,还反映在对待荀或这样的大谋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谋士,在迎献帝、破袁绍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当时“德行周备、名重天下”,为海内英俊都尊崇的长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论功行封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是“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征求荀或意见。荀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对荀或十分不满,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忧郁成病而死。关于荀或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荀或病后,曹操赠送给他一提食物,打开一看是个空器,荀或于是饮药而卒。见荀或传中引注的《春秋》。只因他不赞成曹操进爵为国公,曹操就一点不念前功,给他脸色看,让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当上了魏国公。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投奔曹操后,为打败袁绍立了大功,许攸居功自满,得罪了曹操,也被杀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双重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总起来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则是他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是凡个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作为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就其双重性的政治品格来说,无疑是不值得赞扬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双面人的一种警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