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图书馆·老婆

    扳起指头使劲往祖宗三代上靠，往上数，老祖宗居然念过 3 年私塾，并传了几本之乎者也下来。如此一掐，咱也闹个比较正宗的书香门第当当了。 

    然则到了父亲这一茬，正赶上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一把火，把中文系毕业的父亲几十年缩衣节食得来的藏书，烧个精光。我那时六、七岁，记忆里父亲几柜子书堆在院子中央，眼瞅着书们化作片片黑蝴蝶，在红卫兵小将们的声讨伴奏下，满山遍野地狂舞乱窜。 

    书虽焚，却未“坑儒”。不过，父亲还是挈妇将雏、连滚带爬地被撵到了乡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当了牛鬼蛇神的父亲自然要株连九族，株连我这只“黑崽子”身上的就是初中升高中没被推荐，我只好窝在公社中学办的黑高中里读黑书。 

    轮到我高考那年，父亲率领全家老小继续留守广阔天地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考前 4 个月，县上要办文科加强班，拨给每个公社中学一个名额。校长、班主任下令让我理科转文科。父亲吃够了学文的苦头，死活不答应。校长就连夜赶到我家，一直把工作做到深夜，父亲还是不通。校长急了，说，再不通，只好斗斗了。通了。 

    就转科。就上了县文科班。 

    就苦了父亲。因为理转文，手头一本文科书都没有。父亲就四面出击，八方探听，见人便求，逢人就拜。干辛万苦求到一本书，马不停蹄地又要去借下一本，就这样有了上册缺下册，有了历史缺地理的。 

    父亲有次曲里拐弯地打听到山里一个上届的考生家里藏着本我正急等着用的中国地理，兴奋得不得了。头天夜上，就催母亲蒸了一锅红芋，路上吃。又拣了十个鸡子，换书用。母亲说，百八十里山地，搭车去吧。父亲一瞪眼：搭车？当你是地主老财呐？去趟八毛，来回就一块六。天刚麻亮，就着月色，父亲上山了。我在提心吊胆中苦苦捱过了一白天，一怕父亲扑空，无书而返，二怕深山老林里豺狼挡道，强人抢劫。天断亮时辰，父亲摸黑摸到了文科班。父亲一身尘土，一身疲倦，却满足地笑着，慢慢地从怀里掏出中国地理，递给我，就要回。我见父亲呵欠连天，饥寒交迫的，想拉父亲到宿舍喝口水，喘口气，然后父子双双把家还。父亲骂我：混！还不快去念书！背起手，哼哼着黄梅小调“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蹒蹒跚跚，一步三晃地渐渐融入黑暗。 

    我上文科班的几本书配齐了。为这几本书，父亲用一张嘴，差不多问遍了整个小县城。 

    父亲用一双脚，差不多跑遍了整个小县城。 

    父亲用几只鸡蛋，差不多换遍了整个小县城。 

    我上文科班的一摞书， 

    是父亲用嘴讨来的。 

    是父亲用脚跑来的。 

    是父亲用蛋换来的。 

    就苦了父亲。 

    就苦了我。父亲费九牛二虎之力搞到的文、史、地，十几本，码起来，足一尺。老师说，考文科，没别的，背下来就中。就拚命背，玩命背，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读书跟读书大不一样，读你喜欢读的书，如饥似渴，如饮甘露。读你被迫读的书，如坐针毡，如受刑罚。更何况是背死书，死背书。全无了读书的乐趣、情趣、雅趣、兴趣。 

    然而，还得背。文科书差不离背下来了，又惦记上城里同学那借几套北京的、上海的、福建的高考复习资料。就厚着脸皮去借，就屡遭城里同学的白眼。屡借屡败，屡败屡借的，终于把人家感动了，答应借看一晚，条件是，模拟考试时，往后递卷子。一想，也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学校那会正搞节约闹革命，每晚 10 点，准时熄灯。我在教室紧赶慢赶地抄复习资料，尿都憋着不敢撒。抄到 10 点，又跑到大街上找路灯，路灯不是碎了，就是昏暗。就顺杆找，从城南找到城北，竟在电影院门口寻着一个地势高，光线强，又能坐的台阶，埋头狂抄起来。 

    抄着抄着，觉着全身上下痛痒难忍，脑袋四周嗡嗡不绝，定神一瞧，胳膊上、腿上黑压压趴满了撅着屁股的肥蚊子。不挥之即不去，不招之却即来，想想明天一早就要还书，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就双膝夹住复习资料，右手抄，左手赶的，忙活起来。 

    待万丈霞光显现在遥远的东方，我居然把一本练习本抄完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复习资料了，而且还是全国各地高考复习资料大汇编。 

    摸摸厚厚的练习本，再摸摸肿肿的脸，摸摸体无完肤的身子，想：还考不上，天该诛！地该灭！老子也该自杀了！ 

    苍天有眼，没让咱自己抹自己脖子——考分过了分数线。填志愿时候，父亲说，填师范，师范管吃。 

    就填了北师大。就上了北师大。 

    师大果然包吃包喝。80 年那年头，钱当钱用，一毛是一毛，一分是一分，而我，则一分掰成两半花。学校每月发的 18 块生活费外加 4 块助学金，愣要从嘴里抠去 10 块 8 块的，买书。 

    那阵子，“现代派”甚嚣校园之上，大伙开口萨特，闭口弗罗伊德的，表现主义、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等等都是抢手货。我也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一窝蜂地抢购了一批现代派的书。现如今赵氏家中仅有可怜的几本藏书中，花花绿绿的那些，便是大学时代现代派热的产物。 

    有件事让我至今心酸。我们国家研究、介绍现代派的鼻祖陈焜先生，曾到学校给我们办过一堂生动的现代派文学讲座，大家又都迷上了陈焜。学校书店挺有商品意识的，不失时机地进了一批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一块钱一本，价廉物美，购者如云。我也排在长龙后面，一掏兜，才一块搭零头，正赶上月底，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日子要活。我犹豫地退出，茫然地绕着书店兜圈圈，做了一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书和半个熬白菜也不可兼得的思想斗争，等我想通了，书也卖完了。待下个月的生活费发下时，我跑遍了京城大大小小的书店，均已告罄。为此，我一直对自己耿耿于怀，为自己白白放过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种种磨难而深感内疚。这种自虐情结一直延续到工作。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泡图书馆查书目，居然有这本书，急急借出，窝藏至今。图书馆屡屡催还，都说已失。馆方下了最后通牒，要课以重罚。一打听，罚三倍。一算，值。才三块钱，若再版，少说也得五块六块！ 

    上中学向人借书，没想到，上了大学，还是问人借书。一方面，没钱；一方面，大学教材属一次性产品，无收藏价值。好在我的上届有个老乡也读中文系，所以，就把他用过的书一本不拉地全部“拿来主义”了，这样，省下的十几块钱，去买了一套中文系学生必备的工具书《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且是精装本，遂神气活现地摆在床头醒目位置，手不释卷了好几天，正在为自己精打细算的商品经济观念沾沾自喜之际，北大的几个乡党“光临指导”来了，我最怵老乡找我。老乡每回来，基本程序就是：宾主在学生宿舍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宾主在学生小餐厅共进午宴（或晚宴）。这么打肿脸充了一回胖子，兜里顿时空空如也，半个月的饭票顿时没着没落。 

    天无绝人之路。典书，典《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原价！没人搭理。咬咬牙，九折！还是没人应。忍痛大出血，八折啦！同宿舍的念在同一宿舍的份上，关键时候伸出了“友谊之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把新书“趁火打劫”去了。 

    鉴于此，一到星期天，都不敢赖在床上，早早直奔教室，怕的是老乡找我“亲切会晤”。 

    星期天，最快活的，莫过于独自一人随心所欲逛京城旧书店，作逍遥游了。不知为什么，北京的几家旧书店，都叫“中国书店”。一到旧书店，就一上午一上午地泡，就一本书一本书地翻，先翻目录，后翻标价，标价都是用红戳另外盖上的，都很便宜，5 分、8 分，3 毛 2 角的，就能买走一小本名著。就是旧点，脏点，要不，就是扉页上签着前任书主的大名。许多文学史上提到的名家名著，都买自“中国书店”。最让我自豪的是，7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选集居然也被我从“中国书店”搬回宿舍。美中不足的是，这套书还差《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这三册。于是，就这礼拜逛新街口的“中国书店”，下礼拜逛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下下礼拜逛西单的，王府井的，反正是一家一家地跑，一趟一趟地问，临走，还分别给各处的“中国书店”打“白条”，曰：如进此三册，万毋脱手，俟我星期日前来兑现，云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两个月共八个星期天的东跑西颠，这三本集子，终于被我配齐了。我当时特激动，攥着售货员的手就是不放。女售货员一摔手，说：神经病！我才以书掩面，抱头鼠窜。  .gushi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