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的兴废
从西北归来后,我居然有了一个书斋。虽无苔痕上阶、草色入帘之胜,却是明窗粉壁、坐北朝南,加上窗外阳台,不仅可读书写字,还可莳花养鸟,得视听之娱。登上阳台,则郊野风光,尽收眼底。总之,这书斋确是相当不错的。
书斋,我并不陌生。儿时,住在上海郊区,父亲的书斋名曰静观书屋。门上有父亲自题的匾额,室内左字右画,架上玉轴牙签,案头文房四宝。记得正面一副对联是张问陶的手笔:“岩前拄杖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门联是隶书“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书斋,我 8 岁以前是常去的。家乡老宅也有一个书斋,格局与沪宅相似,只是门上无匾。正面对联是梅调鼎的手书:“此处多奇花异草,其人如霁月光风”。门联则是隶书“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与上海书斋的门联同出于唐良史诗句。父亲病故后,沪宅易主,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回到镇海乡下,我就自然地成了老宅(包括书斋)的主人。
这个书斋,我仍然名之为静观书屋。它同我关系亲密。在这里,我断断续续地盘桓了七八年,度过我的少年时代。这期间,我受到它的熏陶,培养了读书兴趣,奠定了半生从文的基础。父亲遗下的书画,给了我灵气。父亲圈点过的为数可观的线装书,我还消化不了,但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之类,却使我眼界大开,简直如醉似痴。父亲没来得及教给我什么就撒手而去,他正是凭借他生前构筑的书斋及众多的藏书给了儿子以巨大影响的。
离开乡下老宅已快半个世纪了。这次万里归来,跑到村子里一看,我和母亲、姐姐住过的那座名曰“倚翠”的楼房,只剩下一堆瓦砾。原来的书斋,连同它的内部陈设以及图书、字画等,早已不知去向。连书斋旁的那座小花园也无从寻觅了。当年,这里曾经是前花后竹,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给书斋提供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50 年沧桑剧变,这些都已恍加一梦了。可如今,我又分到了新房,就在市郊,距我老宅所在的村子不过 4 公里许,而且仍另辟一室作为书斋。这个书斋,我仍名之曰静观书屋。尽管它的面积不比旧的书斋大,现代建筑门上不宜有匾,壁上也并无何绍基的字和郑板桥的画,而高爽明敞则有过之。何况,窗前还多了个 6 平方的阳台,上面放半排盆花,挂一笼小鸟,朝迎日出,暮送落霞,听四邻琴声,揽千顷翠色,这却是旧的书斋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夜深人静后,凭栏小立,尚可隐约望见甬江上的点点渔火和声声入耳的江潮。所以,这实在是个饶有诗意、能予人以美的享受的好去处。
我非常钟爱这个书斋,这不仅是由于它来之不易,而且还由于它构筑在家乡的热土上,并将帮助我度过愉快的晚年。而今天,在全国各地,这样的教师宿舍还不很多。据我所知,在我的一辈老师中,三代同堂,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斗室里的,颇不少见。至于生活在某些大城市里的同学、朋友们,人均居住面积在 4 平方以下,父母子女合用一张径尺之桌,甚至以缝纫机代替写字台的,也绝非仅有。他们或根本不需有过自己的书斋,或虽亦有过,却终于被赶了出来,至于我本人从 40 年代初因避战祸而仓皇离家,以后多年住在上海普通里弄里,室陋而人稠。50 年代后期起,则远谪黄河源头,在风雪高原挖过地洞,钻过帐篷,沙眠露宿,与坚冰严霜为伍达 20 余年。可说久已不知书斋为何物了。不料垂暮之年,竟又重新回到书斋之中,而且经过这 16 年的着意购求积累,我又拥有了 4 大架的图书,包括我父亲也不曾拥有过的《左氏百川学海》、《笔记小说大观》和《清明家词》。至于壁上,则有好友冯其庸的水墨葫芦、林锴的红梅图和前辈李宗海、包谦六的字。从此,我可以在这 15 平方的天地里,“阅金经,调素琴,”研墨挥毫,吟诗作赋,还我书生本色。“形骸既适,观听无邪”,文思也自然而然地趋于活跃而汩汩不绝了。这几年,虽年事日增,精力日衰,而教学、科研、业余写作方面所完成的工作量及其取得的成果,却远远地超过前 20 年,这除了大气候这一因素而外,恐亦与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属于个人的书斋有关。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比比别人,感到这其实是够幸运的了。
好像是曾巩说的,文人(即知识分子)的荣辱遭际,往往是测量一个时代的明和暗、清和浊、盛和衰的标杆。这也可见,书斋虽小,却关乎大局。所谓一室之微,国脉所系,它足以反映时代和政局的变迁,足以反映文运的兴衰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实际变化,这内涵就相当深广了。
我怀念记忆中的旧的书斋,更无限珍惜眼前的新的书斋,但愿普天下像我一样,或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文人和广大教师,都能在自己拥有的心爱的书斋里“静观自得”,并愉快地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劳动,直至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