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怎么管？警师合作矫正偏差“小精灵”

　　东莞警师合作矫正偏差“小精灵”

　　编者按

　　当前，罪错未成年人已是一大社会问题。对于涉嫌犯罪但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决不能“一放了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根据有关规定，一些未成年人犯罪错之后，通常将其交由家长或学校严加管教，但事实上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直接处于无人管教境地，因为学校“不敢管”、家长“不愿管”等问题长期存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针对这些积弊，本版今天推出一组报道，反映两地政法机关的务实创新之举，无论是广东东莞“警师合作”双主体开办专门学校，还是重庆垫江检察院对失职监护人进行训诫并向其发出《督促监护令》，均反映出政法机关不放纵不抛弃罪错未成年人，想方设法为其营造改过氛围，让其重新回归社会的不懈探索。

 

　　□ 本报记者 　 邓新建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尹利勇

　　从申报到获得立项，仅耗时3个月，东莞速度在专门教育领域又有了新纪录。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从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教育局获悉，广东首个以罪错未成年人为招生对象的公办学校——东莞市启智学校启航分校(以下简称启航学校)克服疫情和数波“龙舟水”的不利影响，即将进入工程交付验收阶段。按照工程建设进度，今年7月，启航学校将迎来第一批学生。

　　社会之痛罪错未成年人“管不了”

　　1999年出生的王某欢，是一名让东莞警方备感惋惜的少年。8年内，王某欢涉嫌单独盗窃或伙同他人盗窃91起，盗窃技法娴熟，社会影响恶劣。

　　“他很聪明，若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应该在上大学；若有个可以改过自新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也还有机会上大学。但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由犯错走上犯罪，就因为目前缺少专门教育、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特殊学校。”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一名曾数次抓过王某欢的刑警说。

　　王某欢的父亲早年间来到东莞塘厦做装修工人，于2002年与王某欢的生母离婚后再婚。王某欢自幼随祖父在老家生活，因缺少父母的陪伴，加上无心读书，年少辍学。其父意识到王某欢不能再疏于管教，便将其接至塘厦上学，但王某欢在小学四年级时再度辍学。此后，王某欢处于“放养”状态，常年混迹于网吧。因需要上网费，他自2012年9月至2019年9月多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伙同不同年龄、经历相近者参与塘厦大岭古别墅区入室盗窃91起。

　　每次王某欢落网，除牵扯众多警力办案外，民警也从未有过成就感。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涉错未成年人的处理方式是以教育释放处理为主，即使达到刑事或治安处罚的标准，也应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作教育释放处理。，王某欢在8年间连续91次作案，却未能从源头上得到有效教育和遏止。

　　东莞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所长曾家乐，是启航学校日常管理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曾在刑侦一线战斗多年的老刑警，接触过众多“问题少年”。他坦言，由于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未达到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即使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和相关刑事政策也规定，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判缓刑的不判实刑，避免未成年人进入羁押场所带来交叉感染。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矫治，预防其犯罪。，由于目前难以落实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有效干预和监管，对于因年龄原因不予刑责追究的未成年人，或经常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家长管不住、普通学校管不了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缺乏有效的教育矫治手段，极可能陷入‘犯了抓、抓了放、放了再犯’的恶性循环。”曾家乐说，尤其是受到侵害的市民群众的不理解，严重影响了群众安全感和对公安工作满意度，也打击了办案民警工作积极性。

　　更甚者，部分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被“标签化”后，逐渐游离于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在经历公安机关“犯抓放”后，将极可能逐渐走向职业犯罪的道路。

　　“从政府层面建立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教育矫治机制，是整个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的底线。”曾家乐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团体无法有效教育矫治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时，政府层面的教育矫治机制应当发挥作用，由政府代替行使教育矫治之责。，尽管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部分措施办法，但实际运作却不畅不通。

　　东莞之困年均处理上千“问题少年”

　　罪错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问题刻不容缓。那么，东莞到底有多少个“王某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