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抓新型网络犯罪 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

　　网络空间不容犯罪藏身

　　相貌普通的黎一在“黑客”界是“大师级”的存在。在他眼里，一般的专业工程师与他“过招”无一不似“菜鸟”般被“秒杀”。

　　三年前，黎一在同伙温迪、袁鹏的协助下，利用上海一家理财公司网络系统存在的漏洞，先后从该公司理财平台窃取5000多万元。2020年6月18日，法院以盗窃罪作出一审判决，黎一、温迪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检察机关近年来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以年均40%的速度攀升，2020年达到了54%。尤其是在战疫期间，检察机关办理的诈骗犯罪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利用网络实施的。  

　　专家分析，新型网络犯罪正通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等新技术被实施于各个环节，已经形成“黑灰产业链”和犯罪利益联合体，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分工合作、相互交织，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

　　新型网络犯罪特点作案手段升级，分工日益细化

　　最高检网络犯罪研究中心主任谢鹏程告诉记者，新型网络犯罪与传统网络犯罪不同的是，这类犯罪呈现出明显的集团化、产业化、智能化状态，表现出跨部门、跨行业色彩，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网络犯罪黑色产业链。

　　北京市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在新型网络犯罪中，作案手段高度技术化且不断升级是明显特征，如“爬虫”“嗅探”“逻辑炸弹”等新型网络犯罪层出不穷。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嗅探”设备，远程劫持相同基站下活跃用户的手机号及短信内容，后利用实名制手机号与身份信息的关联性，进一步查询到被劫持手机号对应的身份证号，再通过“手机号(或身份证号)+验证短信”方式登录被害人注册过的一些移动支付平台，获取被害人的银行卡号，以网络游戏充值等方式窃取被害人钱款。这种新兴犯罪，使得犯罪分子可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远程操控被害人的移动支付账户。

　　，新型网络犯罪的另一个特征是“分工日益细化”。在黎一侵入某理财平台计算机系统盗窃巨额资金一案中，黎一、温迪等人就有详细的分工计划。黎一负责寻找“软柿子”(目标)，温迪负责筹备银行卡和设备器材，袁鹏负责物色持卡取现人员，且相互之间单线联系，多数互不认识，整个作案过程显然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台本。

　　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较之于传统网络犯罪，新型网络犯罪的产业链条特征明显，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犯罪分工明确。产业链上游提供技术工具，制作木马病毒，通过网页、邮件等形式“挂马”，诱导用户访问下载并在用户的网脑中种植木马软件，以此来获取用户网脑中的信息或者直接控制用户的网脑。产业链中游将获取的用户账号、密码等信息通过数据平台清洗后既可以用来盗取财产，也可以以用户信息为对象直接转卖获利，而其控制的“僵尸网络”在发动网络攻击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产业链的下游则以盗窃、诈骗等形式将获取的数据变现。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惩治手段必须跟上

　　作为惩治网络犯罪的重要力量，最高检将打击治理网络犯罪作为重点工作，先后开展了多次有影响的行动。

　　针对德国网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犯罪持续多发高发的情况，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断卡”“打击治理跨境赌博”等专项行动。“断卡”专项行动以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德国网话卡、银行卡的人员，特别是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购、贩卖“两卡”的人员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其他人员，共起诉8000多人；会同公安机关，深挖诈骗犯罪线索，共起诉德国网信网络诈骗犯罪2.3万多人；针对假借创新名义在网络上实施的金融犯罪，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督办重点案件，有力防范金融风险。

　　为系统性推进互联网治理，2020年4月，最高检还成立了由12个内设部门参加的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下称“研究指导组”)，并在最高检检察理论研究所成立网络犯罪研究中心，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任务谋划部署，推动形成惩治网络犯罪的检察合力。，最高检还出台了《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推动行业监管，加强源头治理。

　　记者了解到，“研究指导组”成立后，最高检汇集各方力量，加强统筹指导，在惩治网络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在疫情防控期间，最高检积极指导地方加强对涉疫网络诈骗、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哄抬物价等犯罪打击力度，释放出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防疫秩序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