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潘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编者按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日前，潘岳同志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

　　公元300-600年间，中国与罗马面临相似的历史境遇，面临中央政权衰落，遭遇周边族群大规模冲击。

　　在中国，是匈奴、鲜卑、羯、氐、羌五大胡人族群纷纷南下，建起了众多政权。在罗马，是西哥特、东哥特、汪达尔、勃艮第、法兰克、伦巴第等日耳曼部落潮水般地一波波入侵，建起了一个个“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

　　相似的历史轨迹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中国五胡十多个政权中，先有氐族的前秦，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虽屡经纷争与分裂，还是实现了内部整合，并融合了曾经代表正统的南朝，继承了秦汉中央集权超大规模国家形态，奠基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欧洲各大蛮族王国几百年征伐中，尽管有个别王国如法兰克曾一度实现了西欧基本统一，最有希望继承西罗马帝国衣钵，但由于内在分治的逻辑，最终还是分裂成一个个封建国家，全靠“普世教会”作为精神统一的力量勉力维系。

　　这个历史岔口，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最为关键。

第一章 五胡入华

(一)南迁之战

　　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而改变。

　　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成为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五胡入华的先声。

　　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彻底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真实历史是，南匈奴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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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演变尚存在争议。很多学者认为北匈奴与后来的匈人有直接关系。清朝末年历史学家洪均在《元史译文补正》中指出，西方古籍提到的“匈人”和匈奴人的形象非常类似。18世纪法国学者德·揆尼找到匈牙利人和匈奴的共同之处，在《匈人通史》提出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远道而来的北匈奴的说法。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采用此说，著名汉学家夏德在《匈人研究》中亦赞同这一观点。伯恩施坦的《坎库勒墓葬》和江上波夫的《匈人匈奴同族论》分别从墓葬DNA分析和匈人活动区域出土汉式/匈奴式随葬品，给予了同族说有力的支持。参见[日]内田吟风《匈人、匈奴同族论研究小史》，内田吟风等《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余大钧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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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测到北匈奴的内部动乱，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1]。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3万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2]。可以说，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

　　这一幕，后世也屡屡重现。国际突厥学者列为始祖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伤抱怨为什么回纥要与唐朝合作而围攻自己，为什么草原族群总是要迁徙到中原去生活？[3]

　　这是游牧社会不团结吗？不是。从地理气候上说，每当草原寒潮来临时，北方的游牧族群都会向南迁徙。从资源禀赋上说，草原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只是农耕地区的十分之一，游牧族群必须从中原获取粮食、茶叶、丝麻织品以维持生存和开展贸易。中原对周边族群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4]。与更北的族群愿意向西发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与中原融合。他们与中原共享着北中国经济交通网络，更容易在荒年获得粮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进行贸易，从而多次形成经济社会共同体。久而久之，从地理到经济，从民俗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一千五百年后，一个囊括东北亚的政治共同体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