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的后代 董必武的子孙后代资料图片简介
董必武的后代: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接下来由小编来为大家说说成董必武的后代。
197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翮》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一时间,董良翮成为中华大地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董良翮的身世,文章中只披露了他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行动“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生活在北京的不少“老三届”的同学都知道,董良翮是中共元老、当时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小儿子。
28年过去了,董良翮现在在做什么?董必武的其他子女状况怎样?
当电视专题片——《开国共产党人的亲情家事》的摄像镜头对准董必武后人的时候,作者作为该片的撰稿人之一,随笔记录下他们当今的普通生活和对父亲的珍贵回忆。
董良羽,董必武之长子
1938年3月生于延安,曾就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93年由北京空军司令部退休
我是1938年3月在延安出生的。我出生时,父亲不在身边。当父亲在武汉听说我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特意给我买了一条粉红色的小连衣裙。长期以来,这件事成为母亲责备父亲不会买东西的一段笑料。当我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父亲时,面对的是一位蓄着胡须的陌生老头儿。我不理他,长时间地面壁而坐。父亲一点也不生气,而是想办法接近我,给我抚爱。
妹妹良是1941年出生的。当年,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冬天常常烤不上火,我和妹妹冻得直哭。父亲每次从国统区回来,都给我们带一些小礼物,非常疼爱地给我们洗脸、洗手,还经常把我们抱起来亲亲。我们渐渐喜欢上他,终于认可了这位父亲。
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而是跟随父亲到处奔波,重庆、南京、延安、西柏坡……当年,母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劳动模范,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实在有些吃不消。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父亲便把我带到重庆曾家岩。
可以说,父亲是我的蒙老师。那时,没有教科书。父亲用蝇头小楷把授课内容写在毛边纸上,钉成课本,教我背诵。父亲是严师,每天的功课背不下来,就不许睡觉,从不迁就我。
我从读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住校,与父亲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这样,父亲对我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我每次回家,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听我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父亲严肃有余,很少开玩笑,讲笑话。在我心中,他可敬,不可亲。
父亲在世时,我从不介入他的工作,了解不多,对他的历史作用也不清楚。我退下来以后,参加了中央文献研究室《董必武传记》和《董必武年谱》的编写工作,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才对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慢慢悟出了他的精神所在。父亲用他一生的奋斗和人格风范深深地影响和感染着我们。父亲自幼古文很好,又工于律诗、书法,通晓英、日、俄语,法学造诣尤深。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一大”代表,而居功自傲,摆老资格。父亲常常自喻为“布头”、“龙套”和“老牛”。党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退休前,部队的一位首长曾好心地提示我:“老董呵,你是不是找找关系,在部队再干几年。”言外之意,要我想办法找上边的人,解决职务和军衔的问题。我没有这样做,55岁,到年龄就退休。我想,领导人的子女也是普通人,他们除了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没有什么可特殊的。
董良翚,董必武之女
1941年生于西安,曾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哥哥良羽出生时,刚刚爆发。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而我们国家不能制造飞机。父亲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制造飞机就说明她的富强,所以给哥哥取名良羽。
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出生时,父亲就继续在“羽”字上做文章,为我取名良翚。弟弟出生后,父亲又为他取名良翮。
解放后,父亲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十分欣喜。哥哥上大学时,选择了导弹无线电控制专业,他就十分高兴。1970年,我国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84岁高龄的父亲亲自带我们去北京卫星地面站观看“东方红”卫星飞过首都上空时的情景。可以说,“羽”字是父亲心中的寄托和期望。
1953年前后,我们家曾住在北京鼓楼后面的小石桥,一个有很大后花园的套院里。父亲很喜欢这个住所,房子的建筑布局很合理,也很有气魄。但父亲还是决定搬家,迁入中南海去。
为什么要搬家呢?父亲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有人烧锅炉、送煤,要有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这第二呢?我上班太远,如果家在中南海,上班就近了一半路程,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的国家穷啊!”
这次搬家大约是1958年。我们搬进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院。不久,王稼祥叔叔一家也从外边迁进来了。母亲有时去探望王叔叔和朱仲丽阿姨。家里要开饭时,我只要打开北面窗户,扯着嗓子叫唤母亲就行了。有几回,我是从窗口跳过去把母亲找回来的。我们两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文革”开始前,王稼祥一家迁出中南海。不久,红得发紫的戚本禹突然搬了进来。这个院子就开始显得声气浮嚣,喧声笑语常常吵至深夜。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在二进院北屋的西头,窗户正对着戚本禹住的院子。对于“文革”种种现象的不理解,对于弟弟良翮不明原因被囚禁,父母的心情很压抑。两位老人睡觉又少,如果晚上能够谈谈也好,但现在不行了,隔墙有耳。对二老来说,这种压抑在国统区尝到过,没有想到,1967年他们在中南海又处在这样的境地!我家的乒乓球室设在东墙外的一个车库里。父亲打完球,常常从球室那扇大门走向中南海散步。距球室东侧三四米远的一个院子里住着陈伯达的保姆。“文革”开始不久,有人硬是把父亲经常进出的那扇大门用木板交叉钉死了。事前没有和父亲商量一下,甚至没有通知一声。据说为了安全、保密。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和母亲商议要搬出中南海。
1968年初春,我们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记得一天晚饭后,父亲站在院子里,舒畅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笑着对我说:“良,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我能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是多么希望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呀!
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常想,父亲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做过不少工作,肩负过国家重任。他的许多事迹却不见于史料,我觉得很遗憾。
退休后,我要做的事情很多,要将父亲留下的财富好好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属于我,也不属于我。我想让大家都知道。
董良翮,董必武的小儿子
1945年生于延安,1969年下乡务农,现为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
在三个孩子中,我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父亲对哥哥姐姐可能不像对我这么宽爱。他们的特权不如我大。他们不能随便进出父亲的办公室,我却可以在他办公室的地毯上打滚,甚至可以乱翻抽屉。父亲曾经对我说:“上帝创造你,就是让你破坏的。”父亲很严肃,但他很有人情味,不打人,甚至没有骂过我。
我在“文革”中,曾两次无故被囚禁。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母亲从广州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接到中央通知,要我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父亲解释原因。
在姐姐的陪同下,我直奔公安部,又去北京市公安局“投案”。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一次囚徒生活。
当我和一大批红卫兵被“特赦”时,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一伙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我们,说是允许革命小将犯错误,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这批红卫兵包括“联动”和“西纠”两批人。据说,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1968年冬季,父亲在广州养病。为了父亲过生日热闹些,我们全家人先后聚会广州。这时,因“文革”暂停了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兴奋至极,一到广州就缠着母亲,让她到军区活动活动,接收我当兵。广州军区以我眼睛不好为理由,总说研究研究,一个半月后,才通知我可以入伍。
决定搭乘张云逸大将的公车,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不想在回京的列车上,我已被同包厢的两个男人监视上了。一下火车,我便被他们扣上手铐,塞进一辆早已停在站台上的小轿车里,押走了。与我同行的姐姐和在站台上接我的哥哥都惊呆了,不知所措。
姐姐说,这个时期,父亲做了不少诗,内容都是关于我的。父亲曾经对她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文革”期间,我两次坐牢,到底为什么?我一直糊里糊涂的。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整人的手段因人而异。对我父亲,因为无权可夺,便对他老人家进行精神折磨。他们把我抓起来,为的是逼着父亲“跳出来”。只要父亲“跳”,就打倒他。但父亲就是不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
“文革”开始时,我是北京市六中66届高中毕业生。我出狱时,同学们早已离开学校了。1968年12月,父母经过几天认真的考虑,决定送我到农村去。下乡前几天,父亲跟我谈了几次话,他告诉我,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在农村上厕所没有手纸,农民揩屁股用石头……我不知道父亲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下乡后,果然是这样。
离校时,我24岁。出狱半年多,我的身体一下很不好。为了我和女朋友相互有个照顾,父亲要我们结婚后一起去。那时,我还是高中生,中学生结婚没有先例,学校不给开证明。父亲说不开证明也结婚。这件事,我对父亲很钦佩,那么大岁数,还是清末秀才,但他没有封建思想残余,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清楚。我和爱人是下乡后在农村办的结婚手续。
我在农村干了10年,从普通社员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书记,到县委副书记,三年上一个台阶,慢慢地升上来。从1973年当公社书记起,我每年都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天左右。我体会到,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感受到群众的感情。当农民的10年经历,为我一生积累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1979年,我离开农村,回到北京,在农机部农业机械化服务总公司工作。我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大学,只是在干部学院进行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训。后来,又从农机部调到康华公司,接着又到了海南……现在在广州经商。
如果父亲活着,我相他也不会落伍,一样会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