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隋朝佞臣裴矩为何会在唐朝变成了能臣良臣?
有的时候,同为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个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则是一个良臣。隋末唐初,就有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优美的文字撰写了《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地貌、风俗民情,记载得十分详尽,十分耐读。他历仕杨隋、、、李唐四家,前后经六十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谄媚逢迎于,出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主意,是一个大佞臣;而降唐后,却变成了忠直良臣,成为唐太宗的重要谏臣。这个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闻喜人。先以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见《》)后拜为民部侍郎,不久又迁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在他掌管与西域诸胡的交易时,为了招徕胡人,不惜花费巨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样记载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
更有甚者,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裴矩向隋炀帝建议,邀请西域各国到东都洛阳参观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阳端门一带大陈百戏,光乐队就有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花费十分浩大。不仅如此,他还让外来者在各个饭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绢帛缠树,却告诉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导演这出“盛世”天朝大戏之时,长安一带,民大饥,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饿死。就连有的胡人都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对于裴矩的这些作为,士民恨之入骨,称其为佞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个在隋朝被称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几经波折降唐后,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书的身份上表,对遭受突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
李世民对官员的行贿受贿行为深恶痛绝,便想出一惩治之法:他密使左右用财物试探官员,果然有个门官接受了一疋帛(类似于今日之钓鱼执法)。李世民大怒,下令处斩。就在此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唐太宗,道:“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唐太宗点头称赞。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当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见《资治通鉴》),把裴矩敢于当庭直谏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旧唐书.列传十三》是这样评价隋朝时的裴矩的:“是时,帝昏侈逾甚,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帝指隋炀帝)。在《新唐书.列传二十五》中则是这样评论的:“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之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
为什么同是一个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却成了贤人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这么评论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里所说的表,是指用来测影子的表,景是指由表映出的影子。也就是说,君主如同测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动,影子就会随表而动。若君王不喜欢别人说他的过错,那么忠言就会变成佞语;若君王喜欢听到别人的,那么佞语就会变为忠言。司马光在此提出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楚王喜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裴矩为隋臣时,隋炀帝杨广,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充胖子虚事。为了取悦,他便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大戏。可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这样的好皇帝领导下的好环境中,变成了贤人良臣。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
写至此,窃以为,一定会有人拿内因是变化之根本,外因只是变化之条件这一辩证法来驳斥上述观点。我不想在此讨论鸡蛋与石头的哲学伪命题,而只想用《使楚》中的文字来说明。“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由橘变枳,就是因为淮南淮北水土不同,也就是生长环境不同的原故。不然,古人怎么会总结出:“”的道理呢?如果没有唐太宗时期良好的社会环境,裴矩说什么也不会由佞变贤的。由此可知,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能让一个作恶的人,变成一个向善的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