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贤下士的刘备 为什么当上皇帝就不可一世了？

　　其人，最为人的是“”。即使没有多大的本事，就凭这种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品格，就值得尊重。出山之后，刘备与这位二十几岁的年青人相敬如宾，入则促膝而谈，出则并马而行，火烧博望坡时，甚至还听从的将令。那时候，他从来就没有拿大，摆出“主公”的架子。难怪陈寿在《志》中评说刘备“先主之，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蜀汉能打开当时那样的局面，固然离不开诸葛亮运筹帷幄，但也不能小看刘备的容人之量所起的作用。

　　兴兵伐吴时的刘备，却几乎是变了一个人。等人谏阻，他就一概不听;秦宓谏阻，又将他打入牢狱，这且不说，连诸葛亮上表陈述利害，劝其“别图良策”时，他也竟然掷表于地，说“朕意已决，不得再谏”。连营结寨之时，曾有马良提醒是否画下布阵之图送诸葛亮过目，此时的刘备又十分自负“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其先前之风范已全然不见踪影。

　　刘备兴兵伐吴，败得很惨。李国文将这一切归结为“感情失控”，“”。这自然也有道理。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很不够的。兴兵伐吴，是刘备当了以后的事，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一旦坐上了皇位，他与诸葛亮、等人之间就划下了一条君君臣臣的界线。皇帝就是皇帝，臣子就是臣子，即使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诸葛亮，也不能和他再促膝而谈，并马而行了。例如，诸葛亮上表救秦宓，就先得下跪、瞌头，在这种氛围之中，坐上了皇位的刘备是很容易觉得自己突然高明起来了的，时时言听计从，他哪里还受得了?于是乎，忠言逆耳。纵观历史，由此而酿成的悲剧并不少见，会说“朕意已决，不得再谏”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刘备，在《》中就可找出相似的实例。李国文认为诸葛亮没有能劝阻刘备伐吴，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却是冤枉了诸葛亮的。如果诸葛亮有错，倒是错在他不该劝说刘备当皇帝。

　　地位变了，本事未必就会按比例增长，这一浅显的道理，旁观者清，当局者却往往弄不清楚。于是原先礼贤下士的，一爬上高位就会变得;原先的，一爬上高位就会变得刚愎自用;原先清醒谨慎的，一爬上高位就变得，此所谓一阔脸就变是也。高位使人获得权力，没有使人获得本事，倒是往往使人失去真心相助的朋友和能够助成大业的忠言。因而，也就往往成为一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事业走下坡路的开端。

　　刘备吃了大亏之后，做了一次自我批评“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至今日之败!”比起、怕被人耻笑而恼羞成怒，杀、杀，他的自责毕竟还是值得肯定的。这虽然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但要已经当了皇帝的刘备说出这种话，也不是那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