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称王后没兑现“苟富贵勿相忘”：杀儿时伙伴

　　很多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栽在大江大浪上，而是翻船于窝里斗和的小阴沟。历代众多农民起义中，有近二十位领袖死于谋杀或者行刺，从而导致起义失败。

　　历朝历代，几乎鲜有农民造反能够始终如一，精诚团结，患难与共，的。而内讧似乎成了规律，始终伴随着他们盛衰兴亡的历程。许多时候，这种品行决定着农民战争的胜负以及大伙儿的命运。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的老传统，规模之大，糟蹋人才之残酷为世之少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没错，这又似乎正是一些国人的原罪。

　　讲到这里，又要提到、。作为统领者，如果没有识人之明，驭人之术，就很难驾驭如此庞大而迅速崛起的军队，而且参与各种派别，各种人物就会为着各自的利益，耍阴谋、弄诡计，结果明争暗斗就会与起义相伴始终。这种秉性不是他们后天锻炼出来的，而是长在他们骨子里的。

　　做了张楚王的陈胜，在富贵权势面前，不复“苟富贵，勿相忘”。先是杀了来探视自己的儿时伙伴，继之用人不专，偏听滥杀，部众离心。不久，周文败于秦悍将之手，秦军，一路东进，逼近陈留。无将可用的陈胜一路溃逃，终在下城父(今安徽涡阳东南)被自己的车夫庄贾所杀。建国号张楚的陈胜，在势力迅速扩大，没有思想和组织准备，也没有才干和能力准备的情况下，很快在群雄角逐中被湮没，就是必然的结局。

　　很遗憾，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下场竟是被螃蟹夹死了。

　　五年帝位之争(公元前207至前202年)，以为首的江淮义军和以为首的山东苏北义军发生了内讧。因为以暴力持勇斗狠，在消灭共同的敌人——秦王朝之后，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个时候，他们哥俩不是坐下来地讨论协商，寻找一条合理的解决争端、共同建国的道路，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以权势夺取江山社稷，崇尚的是暴力，就是一切农民造反者的最大选择和基本行为准则。对外如此，对内也是这样，上行下效，动辄以实力、阴谋说话，内讧便成了权利之争的必然规律。刘邦立国以后，铲除异王的行为，其实质也是一种内讧。新王权以嫡系为基础，向对王权构成威胁的非嫡系势力的宣战和清洗，就是、英布、彭越等一代英才死于非命的真正原因。

　　明末大军进入北京，仅仅49天就屁滚尿流，仓惶退出北京，一溃千里。说穿了也是变由内讧而致，其祸根是从错杀李岩时埋下的。李岩虽不是李自成心腹，对李自成事业有大功的远见卓识者。当年，李自成大军进入河，他有著名的“四劝”一劝除暴安良，招贤纳士，收拾民心;二劝宣传教育大众，开展舆论战;三劝整顿军纪，秋毫无犯，惩治贪官污吏，安抚百姓;四劝身体力行，仗义疏财，以家财拯济灾民。这“四劝”为河南民心所向，以至河南百姓是奔着李岩去投奔李自成的。李岩平时深谋远虑，不贪财势，特行卓立，遂为贪腐的新贵等嫉恨。

　　史书载“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令自尽。又独于士大夫无所考掠，金星等大忌之。定州之败(公元1644年4月25日大军退出北京，再败于真定，三败于定州)，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招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人下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者(当时迷信预言的谶语，‘十八子’公子也，当得天下。这就是李自成猜忌李岩，必欲杀之的原因)?”“因谮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群贼解体”。

　　李岩之死，决定了李自成大军的命运。因为河南民众是奔着李岩来参加起义的，现在李岩死了，宋献策出走，刘宗敏留居河南，郝摇旗离队，大军一哄而散。杀害李岩这样杰出的人物，一位对起义造反作过重大贡献并可能作出更大贡献的人才，竟被自己的同伴摧残了。其实质是起义军内部，两种思想文化势力的内讧。原始造反派和极端利己者，以暴力剥夺了远见派的发言权，封杀了他们正确建议的，也为自己的事业准备了棺材。

　　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例如六安、霍丘和凤阳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军进攻雉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捻军主要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捻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没有多少政治主张的人在清军剿抚兼施下，很容易被收买。另一方面，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还有就是一些主要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

　　历代起义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私德，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而政治能力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选才的眼力，另一个是制度的创新力。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血淋淋的事件，再三祭出“窝里斗”这个中式政治语言的丰富内涵。

　　说到底，农民造反所依仗的不是先进的思想文化、远见卓识、谋略雄才和起义中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及创造这些物质的科学技术，而是依仗原始暴力。崇尚暴力的丛林规则，所以对内对外，涉及权利之争或遇到思想观点分歧，往往也侧重以暴力来最终解决问题。流血的内讧便成了造反由胜到衰，最终失败和变质的内因。

　　初年，在东起岳阳，西到枝江，北达公安，南至长沙的广阔大地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钟相、杨么起义。宋高宗多次派出官军去征讨平息，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几攻不下，原因在于起义军能够“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他们有两个“撒手锏”一是实行兵农相兼的预备役制度，可以花小成本，办大事情;二是水上游击战玩得如炉火纯青。钟相、杨么的这种战略战术类似于《传》中的梁山好汉们。的确，施耐庵笔下的原形就是出于这支起义军，并非部队所为。至于施老夫子故意去“移花接木”，大概是为了小说有看点吧!后来，朝廷派了来征剿，这个“民族英雄”杀起同胞来也真是有一套的，一是缩小包围圈，二是派间谍去分解瓦解。果真，起义军将领陈弢禁不住高官厚禄的引诱而发动了内变，归顺了岳大将军，起义军被瞬间攻破，水上游击队失去了优势，杨么投湖自杀未遂。其部将黄诚为了获得通过招安当大官的机会，竟不顾多年的兄弟情谊，将老领导杨么一刀砍死，割下首级，到岳飞那里表功去了，持续了6年的起义就这样熄火了。

　　可见，人性中是包含野性的。也许，野性是人类的胎记，并且在农民起义军身上，这块胎记显得更突出些。正是这种劣根性难除才使他们内部恶斗不止。

　　也许，这些农民起义的头领们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因这样那样的失误而悔恨，或因没有取得的胜利而羞耻，那么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与人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