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我所用必为我所杀：明朝朱元璋霸道用人主张

　　一般说，我们都知道，开国之君是位草根，做过游丐，当过和尚，没有喝过多少墨水，文化素养不敢恭维，但他却成为古代帝王中难得的敢于批判古先圣贤的人，《严光论》就是其代表作。据悉，这篇收入《文集》题名《严光论》的文章，是朱元璋撰写为批判高士严光之“大作”。

　　严光何许人也？原来，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同学。东汉开国后，他改名变姓，隐居乡野。光武帝派人到处寻访，终于找到他披着羊裘，垂钓泽中。光武帝派特使专车，“安车玄纁”，将老同学接到洛阳。严光却在馆内高卧，不愿拜见皇上。光武帝只好屈尊去见老同学，并道“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严光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答“帝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只得上车叹息而去。后来，光武帝再拜老同学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就，归隐富春山中。后归故里，80岁卒于家。详见《后汉书·逸民传》。

　　在古代中国“官本位”至上的国度里，有官不当、辞官不做，已属难得；能坚拒帝王再三之聘，毅然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更为难得。所以千百年来，严光被传统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偶像虽不能至，。北宋就极为赞叹“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也许对严光，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不官迷心窍，不汲汲功名利禄，不攀龙附凤，等等。但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独立自由之精神。可以说，历代都有知识分子追求自我边缘化，隐居不仕，过无官一身轻生活的隐士梦想。严光俨然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或代表者，受到不少人追捧和褒奖。故历代帝王大多不仅能容忍，还常常予以表彰。

　　，在朱元璋看来，严光的所作所为却是十分大逆不道。朱元璋在《严光论》中明确表示，“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钓者君恩也!……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细细分析朱元璋这一段话的含义，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时时处处表达了其执政理念和道德标准君主是臣子和百姓的救星，凡是不与君为伍者就是忘恩，凡是不与国合作者就是犯罪，皆为不可饶恕的罪人。

　　，朱元璋不仅口诛笔伐了严光，还以设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这一史无前例的罪名，来严惩现实中的“严光之徒”。据朱元璋钦定案例汇编《大诰》记载，贵溪儒士夏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士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被诛杀，籍没其家。御笔亲批“，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于是乎，连惹不起躲得起的自由也被彻底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