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嫉妒有学问的人?因为他没学问吗
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缺少做人的崇高理想和高贵情操,因此不可能把苦难身世演变为改造社会普济天下苍生的动力,相反因为自己没有学问,便对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嫉妒得发狂。像、、刘基等人,都是运筹帷幄、的智囊策士,朱元璋的江山是他们三人智慧的结晶。宋濂也是出身贫寒,身世和朱元璋相近,按理会同病相怜,朱元璋早期也确实如此,但宋濂太有学问,朱元璋最终还是容忍不了。
朱元璋当了后不久,有人跑来跟他讲,文人好挖苦毁谤,不能相信,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后来当了王爷,请文人给他重新取个好名字,文人就取了士诚,书上说:士,诚小人也。其实那文人暗骂张士诚是小人,张士诚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后,立即去查了《孟子》,果然发现有这句话。从此以后他的疑心变得更加严重,对文人分外提防。因为朱元璋是皇帝,操纵生杀大权,这就不仅仅是疑虑和猜忌的问题,加上他偏执的性格,结果就变得非常可怕。
到后来,对待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朱元璋基本上都采取了杀的方式,以绝后患。高与杨基、张羽、徐贲四人并称“吴中四杰”。高启被腰斩后不久,杨基也很快因事被朱元璋罚去做苦力,一代名家,竟然被折磨死于工地上。过了几年,徐贲被下狱死;张羽被贬岭南,半路突被召回,他自知难免一死,遂投江自尽。苏州文人姚润、王谟不肯出仕。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我叫你来,你敢不来,我就杀掉。这些不肯应召的人都被斩首抄家。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作官,被逮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以前世道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夏伯启答道:“红寇(指朱元璋最早参加的红巾军)作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朕知道夏伯启心怀忿恨,认为朕取天下非其道。”特意告诉夏伯启说:“朕知道你夏伯启是故意提到红寇作乱,有其他的意思。你们故意砍掉手指,不想被朕所用。朕要将你们斩首,以免天下的愚夫仿效你们。”派人将夏伯启叔侄押回原籍处死。
只有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杨维桢一人例外。杨维桢诗名满天下,号“铁崖体”。他从辞官后,纵情山水,对仕宦名利淡不经意。张士诚割据东吴时,曾盛情邀请杨维桢,但杨维桢不为名利所动。
张士诚又叫人征求意见。杨维桢回了一封信,指斥张士诚的缺点,预言他必有外祸。后来果然如此。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听说杨维桢的盛名,立即命近臣敦促入朝。杨维桢被朱元璋派人强行征召入京,待了一百二十天后,上书告辞回家,并写了一首《老客妇谣》明志。此时杨维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翁,杀之无益,朱元璋才勉强放过了他。宋濂还特意作诗为杨维桢送行,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赞誉不已。
朱元璋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所以朱元璋不但大权要独揽,连小权力也要揽在手里。这样的皇帝自然当得非常辛苦。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也没有,完全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主要的工作是批阅公文,所以朱元璋特别讨厌文人那一套,事先大大铺垫,卖弄经济学问,冗长却又不中肯。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读了六千多字后还没听到具体意见,全部是空话。朱元璋大发脾气,派人将茹太素叫来打了一顿。
第二天又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涉及到核心问题,建议了五件事情,其中四件是可行的。朱元璋立即命相关主管部门执行。又告诉茹太素,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讲清楚了,却罗罗嗦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朱元璋还特意将这件事情写成文章公布,教育全国官民。
和朱元璋的身世大同小异,可没有那么浓烈的自卑心理,对出身和文化比他高的人兼容并蓄,依其才能和特长分别委以重任。刘邦的智囊、、和胡惟庸、李善长、刘基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但命运有天壤之别;前者一直得到刘邦的礼敬并,后者则被朱元璋处以极刑且殊灭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