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质性自然 因强烈的道德感被体制所“淘汰”

　　的曾祖，为东晋重臣，官至大司马，封长沙公。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乃东晋名士。然至渊明父辈，家道逐渐衰落。渊明幼年仍受到良好的教育，“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并受到那个时代玄风的影响，而“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

　　渊明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年轻时即“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此时家贫，“，不蔽风日，，”，内心却觉得很平常，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时人谓之实录。

　　到28岁时，陶渊明却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而出来做官。因为不是可以获得世袭官位的世家子弟，渊明只能做点小官。出生于军功卓著家族，渊明本有些救世的抱负，却被一点点磨去。 世俗社会的人“矫厉才智，竞逐纵横”，现实世界充满了“欺诈”，毫无是非价值可言。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对少年即好读《六经》的陶渊明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无论如何，绝不混迹于肮脏世俗，始终保持质性自然，是渊明的人生底线。

　　而“鸟尽废良弓”(《饮酒》)是政治生活的常态，为何不避开呢?出身名门的西晋文人陆机，隐居十年后，冲动赴洛，最后卷入权力斗争，不幸死于非命。渊明不甘愿做权力斗争的炮灰，“觉悟当念还”。而渊明性刚，又岂肯“”，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心为形役” (《辞》)，牺牲自由，耗费生命?质性自然与强烈的道德感，决定渊明迟早要被体制所“淘汰”。

　　在陶渊明眼里，孔子是一位保持了真与淳的先贤。然他又不同于孔子，不以务农为耻，而以耕种为乐。他尽情享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的轻松快乐。“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田园生活，随意自在，充满诗情画意。

　　然而退出体制，实乃。快乐自在，有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陶渊明仿效董仲舒、，作《感士不遇赋》，公开批评逆淘汰的社会现实：“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谢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对自己的选择给家人带来困境，渊明亦深感愧疚。在《与子俨等疏》中，他两次表达自己对儿子们的愧疚。坦言自己性情刚烈，才能拙劣，多有违逆，当时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便决意辞官归隐，结果使孩子们“幼而饥寒”。

　　不过，渊明“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宁可守拙归隐于田园，亦不愿待价而沽于朝市，始终未接受朝廷的征召。

　　其实，渊明晚年并不强以出世为高，亦不以入世为卑。虽不做官，亦未必非要毫不关心世事，断绝与所有官员的来往。移居城郊，与朋友无间，并非可以说明他志向的改变。 “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顺应自然与心怀仁义并行不悖，渊明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现实污浊，可以逃至田园，死亡之运，何处可逃?有人说，渊明一生都没有真正超脱生死。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对死亡的忧惧，的确始终频繁地刺激着他。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九日闲居》);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生。”(《杂诗》)，即便充满喜悦的《归园田居》也抹上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悲观情绪。尽管“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渊明最后提出更具超越性的解决方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委运顺化，顺应生死之自然规律。

　　理性上悟透生死，并不代表经验中完全不怀有对死亡的恐惧。他饮酒忘忧，吃菊养寿，“酒能去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流露出纵情行乐的思想。

　　逃避死亡意识最佳的方式，是与自然合一。春天来了，渊明穿上春服，来到东郊，感受“山滌馀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生命气息(《时运》)。清晨，他休憩于屋，“花药分列，林竹茂密。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清新的田园，静谧的山水，音乐、酒与诗歌，始终给予渊明极大的温暖与安慰。

　　田园其实也是人生逆旅，死亡是人的最后归宿。刘宋政权建立后的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离世。临终前夕，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南征，草木黄落。他看众人脸色渐趋暗淡，听周围声音愈加遥远，知大限将至，乃作《自祭文》一篇。渊明言己虽逢运贫，还是快乐地耕种，读书，弹琴与酣饮;，内心闲静;并非以获得权贵的恩宠为荣，在污浊的尘世间保持了自己的纯净;过着隐士的生活，从老而终，至此，也没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可以没有遗憾地死去了。他想象亲戚良友为自己奔丧的情景，葬之原野，以安己魂。墓地不奢华，不起高坟，不栽墓树。至此，生前赞誉已不重要，死后赞扬更无意义。渊明问，人活着很难，死去会不会比活着更好?表达与人生的诀别。不过，对于自己将死，渊明并未如庄子所描述的鼓盆而歌，而是以极度悲哀之感慨结束祭文。渊明一生纠结于不遇的愤懑，死亡的恐惧，这一切，最终在他直面死亡之际，得到消解。据颜延之所述，渊明离世时，“视死如归，临凶若吉，怀和长毕”。

　　陶渊明不是一位完全超脱生死、完全放弃名利的人，他只是一位“悲欢忧喜，出于自然”的旷达之人。他的伟大在于，通过“导发意气”的诗文，展现了人生的矛盾与痛苦，以及暂时解决矛盾与痛苦的路径，从而给后人以深刻的迪与心灵的安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人生体味，是渊明为后人贡献的巨大精神财富。而这一切，均源自于他对自然人生的不懈追求。

　　不久前，火车上，见一位青年在读书，问他读什么，他把书的封面朝向我，是本《陶渊明集校笺》。渊明逝去1600年了，今天的青年还在读他的诗文。不知青年看到的是怎样的渊明，是为修复心灵的痛苦而读陶，或是暗恋渊明笔下“芳草鲜美，”的桃花源，还是在渊明的文字里寻找理想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