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气量狭小是谣传：音乐素养高必修养广博

　　(175—210)字公瑾，时东吴大将，年轻时跟随，二十四岁拜中郎将，人称“周郎”。江东乔(桥)公有二女，皆美貌超群;孙策自娶，周瑜娶了。周瑜后辅佐，任前部大都督，风流倜傥，骁勇善战，兼之长得硕壮俊美，是当时有名的“少帅”。在孙吴政权建立之初，他屡建战功，最著名的战例，是作为统师，指挥孙刘联军以火攻大败水军的“”。

　　对斯人斯役，后人诗词颇多吟咏。比如北宋大文豪那首被誉为“”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美人烘托英雄，勾勒出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的周瑜形象。再如诗人那首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咏史名作《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也涉及周瑜在赤壁以火攻险中取胜的史实，只是不去正面赞扬火攻的胜利，却设想周郎如果没有东风(风助火威)的帮助，战局将结果迥异而致家国不保。(家国不保，二乔岂不被曹操掳去，囚于他饮酒行乐的?)此诗以二乔立意，仍以美人衬英雄，以小家系国家，说明霸业决于此战，也从侧面称颂周瑜功不可没。总之，周瑜与“赤壁之战”，已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礼赞吟咏的重大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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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周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正载他是征战中被箭矢射伤，积郁而病死军中;且称颂他“心胸开阔”、“能得人心”;而演义、戏曲则说他“心胸狭窄”、“气量狭小”，是被施计“三气”而亡。这两种对立的评价，褒贬不一，针锋相对，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盖棺仍未定论，实在耐人寻味。

　　贬抑周瑜的说法，主要来自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

　　“周郎妙计安天下，”——此说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是“诸葛亮”中的“二气”。讲的是丧妻，周瑜便向孙权献上“妙计”：假意将孙权之妹嫁与刘备，以此为诱饵将刘备骗至东吴“幽囚于狱中”，当作人质以要挟蜀汉索还荆州。谁知诸葛亮将计就计，派携“锦囊三策”武装保护刘皇叔前往东吴成亲，不但假戏真做，刘备得了孙夫人，双双巧计脱逃，还让接应赵云，使孙权、周瑜的追兵损失惨重。这个“东吴招亲，弄假成真”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结局是周瑜一气之下急火攻心箭伤复发，生命岌岌乎危哉!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中周瑜被诸葛亮“气”死时的最后感叹。此语被后人写诗诠释为“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意即诸葛亮计高一筹，专“克”周瑜，生逢同时便命该倒霉。由于此前有“三气”作铺垫，这一声绝望而无奈的感叹，便成为褒亮贬瑜的经典语言。被贬抑的周瑜，以悲剧人物的失败夭亡而告终。

　　对周瑜的褒扬，则主要见于晋人陈寿所著史书《》。

　　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此语出自陈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译成白话，就是说周瑜心胸开阔气度恢宏，且大体上能得人心。这与前面《三国演义》的说法完全相悖。传中还引述了周瑜早年和孙策交往中将自己住的大宅院主动让给孙策，常常到厅堂上拜见孙母，与孙策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以及后来与孙权交往中，敬重孙权，以对君主的礼节对待当时只有将军职位的孙权等，以此说明周瑜的宽厚待人与容人雅量。不过该传中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周瑜“惟与不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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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对于这种“不睦”，《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晋虞溥《江表传》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是最好的注释：“(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周)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谦让服人如此。”读这段文字，很有点像读《史记》“列传”中的那段“将相和”，周瑜对程普的宽容大度极似蔺相如之对廉颇;所以，嫌隙不睦并不能作为周瑜“狭隘”的依据，而只能从程普的自视年长而“数陵侮瑜”中去找原因。恰恰相反，由于周瑜的宽宏大量与忍让容人，不但化解了矛盾，还最终使程普感动得“敬服而亲重之”;尤其是程普发自肺腑的那句“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将周瑜的雍容大度、宽厚待人凸显得精辟而又感人。

　　“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周瑜从小就“精意于音乐”的天赋，“虽三爵(喝过三大杯酒)之后，其(乐调)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觉察了必回头提醒乐队错了)。精通音乐而达到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专家的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广博修养。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素养，其对个人胸襟性情的的陶冶作用，则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那么，为什么《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分析比较。

　　最早完整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后，他曾先后担任著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后的北魏学者崔浩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距陈寿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事多审正”——这是裴松之对《三国志》中体现出的求实态度的精辟概括，是对陈寿“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的高度赞扬。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较忠实(或接近)于历史人物的真实。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系公元1330—1400年间人，比陈寿晚了千余年。他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尊刘抑曹”强烈倾向，这是已延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褒扬赞颂，对曹魏集团人物极力贬斥，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对于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时期的“障碍”、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或“反衬”来写的，故极力渲染他的“狭隘”一面，甚至虚构周瑜的智拙计穷，以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如此贬抑多多，包括说周瑜“气量狭小”云云，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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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笔下的《三国演义》，毕竟采录了《三国志》中大量的史实，不过又辑录了千余年间有关的大量的传闻轶事、民间说唱、戏曲话本方面的内容，所以民间文学的色彩浓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与虚构创作，包括移花接木、、巧妙生发、杜撰想象，所以，便离历史真实有了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