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因《通典》而彪炳史册的唐朝宰相
杜佑(公元735-公元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生于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仕宦60年,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揽全局,更是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不过,作为一生从政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杜佑,其本身也是一个好学深思、治学严谨的学者。《·杜佑传》载:“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总之,政治家的见识加上学者的才华,《通典》由杜佑来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
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当年十一月病卒。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其父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66年),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杜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又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13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30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量很高,积米至50万斛。于是淮南,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通典》的编纂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黩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78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中唐前后,是一个对历行大规模总结的时期,史书的编纂进入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杜佑所著《通典》的问世,改变了古代历史的编撰格局,是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杜佑开始撰写代表其学术水平的史学名著《通典》,历经36年,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这部鸿篇巨制。《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下面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还有细目,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中心,兼记有关言论,上起,下迄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续到德宗贞元年间。其文献主要依据是《五经》各种史籍,历朝文人的文集、撰述、论议。全书开创了综合性典制体通史形式,是独立制度史编撰的开端和奠基之作。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从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行的重要史书体裁,开拓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重大领域。 从《通典》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对社会结构有了崭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构在现实历史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的。《通典》自序中,他清楚地勾勒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食货”是基础,“教化”是手段,“致治”是目的。各种制度如选举、职官、礼乐、兵刑等都应建立在“食货”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反映在《通典》的内容编排上。以“食货为首”,《食货典》12卷,论述经济问题,包括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在这些前提下,展开其余几个门类,其中职官又最为重要,礼、乐、兵、刑次之,州郡、边防更次之,这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先进的,在其以前史家中很少见。同时也是对近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系统总结。
《通典》撰述的目的,按杜佑自序中所说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表现了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首先,他以勇敢的历史和现实批判精神,指出儒家经典中的空泛言论无济于治世,批评历代众贤很少有匡救之方,因而他“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其次,他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和初衷。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入朝为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通典》中的要点辑录成《理道要诀》33篇,上奏德宗,以便斟酌实行,针对社会的症结和时代的要求来“师古”,以达到经邦、致用的最高目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这种史学思想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后,他反对“非今是古”的历史观和主张适时变通以顺应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批判态度都表现了其卓绝的历史识见。
《通典》表现的一切,证明了作为政治家兼史学家的杜佑,无疑是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头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