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家铁帽子王之一鬼子六简介

　　爱新觉罗·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号乐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主要领导者，十二家之一。帝第六子，帝异母弟，生母为博尔济吉特氏，道光帝遗诏封“恭亲王”。咸丰年间，奕訢于咸丰三年(1853年)到咸丰五年(1855年)之间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授命为全权钦差大臣，负责与英、法、俄谈判，并且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奕訢与两宫联合发动，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奕訢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期间虽在四年(1865年)遭太后猜忌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光绪十年(1884年)终于因失利被罢黜，史称“甲申易枢”。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善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才再度被起用。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十日(5月29日)逝世，为“忠”。其孙溥伟袭封恭亲王爵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奕訢出生，与咸丰帝()属异母兄弟。但奕詝生母早死，是奕訢的生母静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上书房读书，奕訢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状元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经典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儒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恭亲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亲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召十重臣公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

　　宦海沉浮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将指原庆郡王府给奕訢为府邸。此府原为年间大学士的府邸。八月十五日，咸丰帝驾幸奕訢海淀别墅 “朗润园”，为之题园名，山、水、亭、轩之名，并赐诗一首，极示关切之意。奕訢有答诗一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九日，命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初二日，长女生，嫡福晋瓜尔佳氏所出。是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七月初一日，其母孝静成皇后(即静太妃)病重，奕訢为之请求咸丰帝晋封皇太后，咸丰帝含糊答应，奕訢即传旨册封，咸丰帝不满。二十一日，即葬生母康慈太后之次日，奉旨罢免一切职务，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 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奉旨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耆英去天津参予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英法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 ”;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日，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单衔具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重申以战迫和之议。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八月初四日，得长子，咸丰帝赐名载澄。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亲王议政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和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总理衙门取代理藩院，成为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协助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军机处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奕訢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

　　兴办洋务

　　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中国的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訢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奕訢获得“贤王”美称。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同意委派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爆发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訢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訢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訢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奕譞还指责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訢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訢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訢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几起几落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 ，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奉懿旨加恩亲王世袭罔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同治帝大怒，斥奕訢：“此位让尔，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两宫太后干预，赏还亲王世袭罔替。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 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来访的英国的公使阿礼国说：“中国人非不知电报、铁路、轮船、开矿之利，然主权不能自操，与中国无益，虽有不若无也。”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太后去世，奕訢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

　　奕訢晚年像

　　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奉懿旨赏还亲俸。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奉懿旨，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在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请京中著名戏班演戏。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

　　晚年去世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奉懿旨，此次恭亲王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赏给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訢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訢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

　　恭亲王墓石牌坊

　　。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发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訢“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訢也表示反对。五月，奕訢一病不起，四月初十日病逝。终年66岁。谥“忠”，加恩进贤良祠，并入皇家太庙。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