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办了两件事，违抗雍正忤逆顺治，他为什么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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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即位后，对他的兄弟以及宗室显示出了极大的宽容，这一点和帝有着很大的反差。即位不久，乾隆就谕令，对于那些贫困的宗室，分别等次给予赏赐。遇有婚丧等事，又赐给金银。史料中说“实体恤天潢，无所不至。”

　　乾隆帝对宗室的最大体恤，更在于他敢于推翻列祖列宗钦定的冤案，或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或给予宽待。这方面的决定性措施，是在乾隆四十三年采取的。因为这个时候，乾隆帝开创了赫赫的“文治武功”，出现了“大清全盛之势”，群臣恭颂皇上为天纵英武的贤君明主，这也是乾隆帝采取重大行动的基础。

　　乾隆主要是推翻了皇曾祖帝福临钦定的睿亲王“叛逆”案，修改了皇父雍正帝钦定的阿其那、塞思黑“悖逆”案。

　　雍正帝即位后，为了打击集团，谕定皇八弟胤禩、皇九弟结党横行、窥窃大宝，犯了“悖逆”大罪，将他们削爵更名黜宗籍。乾隆帝对此虽然不敢地违抗皇父之旨，但却对其作了重大修改，认为二人“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并声称雍正帝晚年“屡向朕谕及此事，辄愀然不乐，意颇悔之”，故现在谕令，“复其原名，收入玉牒”，两人子孙一并叙入。

　　尽管乾隆帝此举有违孝道，违背了雍正帝的意愿。但客观地说，这样做还是赢得了宗室的人心，也顺应了当时的朝局，起到了团结、稳定皇族内部的目的。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所谓的睿亲王多尔衮“谋逆”案，是初期的一件特大冤案。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四月统军入关，打败、部农民军，消灭了，统一全国，使其年方六岁的幼侄福临从东北一隅的辽东王，一跃而成为入主中原的大清。

　　这样一位立下开国定鼎特大功勋的王爷，竟因恃功揽权位至皇父摄政王，而被顺治帝及其以权术见长得不坚定的支持者济尔哈朗视为眼中钉，一待其病故，即定其犯下“谋逆”大罪，掘坟焚尸削爵黜宗籍。其同母弟辅政虽也立下大功，并已先卒，也连坐降为郡王。

　　这个事件其实在当时就引起了朝野不满，一等子许尔安、吏科给事中彭长庚等就公开上书赞颂睿亲王之功，请复其爵号，虽经顺治帝严斥，将其革职削爵流放，压下了反对者的议论，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此案一直遭人谴责。

　　由于睿亲王“谋逆”一案是顺治帝钦定的，此后的、雍正虽然也知就里，但因时间隔得不长，也不敢违背顺治爷的意愿，为多尔衮翻案。这一次乾隆帝敢于忤逆先祖，毅然正式推翻这一特大冤案，对睿亲王给予平反昭雪，宣布追复睿亲王封爵，恢复开国王公原有封号，并让他配享太庙，能做到这样，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乾隆帝在平反睿亲王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

　　“因念睿亲王多尔衮当开国时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顾以摄政有年，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遂致殁后为苏克萨哈等所搆，授款于其属人首告，诬以谋逆，经诸王定罪除封，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

　　又“夫睿亲王果萌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且之所迎，胜国旧臣之所奉，止知有摄政王耳，其势更无难号召……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莹坟，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

　　乾隆为睿亲王平反一事，赢得了王公大臣认同，此举非常果断，十分明智。而且我们认为为多尔衮平反一事，由乾隆来做最为合适。因为当时的大清处于鼎盛阶段，他有这个资本。而要是换成其后的、，恐怕他们就是敢这么想，也未必有胆量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