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嗜杀成性，为何还是被称为一代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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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是一代明主，他驱逐异族，使得天下归于正统。不过后世对他嗜杀以及颇有微词，不少史学家指责朱元璋杀伐过重，洪武一朝出现了不少的冤案，且涉及面过广，许多无辜之人惨死屠刀之下。

　　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英主好杀者有明太祖”，又说：“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其反而诛之，、韩王信，亦其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腹，欲一托孤寄命，未尝加以猜忌也。独至明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好杀，本其天性。”

　　显然，赵翼用“尽杀之”来总结朱元璋的好杀，不免夸张且有失客观。洪武一朝，帮助太祖定鼎天下的名将功臣，如、、等，也和汉高祖之、等人一样，都得善终。但朱元璋多杀功臣这一点，确是事实，且范围之大，人数之多，不能不说有些骇人听闻。

　　其中，诛宰相胡惟庸一案，株连者多达三万余人，其中因立功而封侯者有二十余人;名将之狱，株连者亦达万五千人。然而胡蓝两大案，亦是谋反有端，不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性格刚决，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有元末乱世，用法之严，是由大环境所决定的。朱元璋在征战过程中，就很重视用法之严峻，其中实例也很多。如胡大海在浙东主持战事，他的儿子却犯了酒禁，朱元璋依然将其处死，并说：“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

　　诚然，乱世用重典方能成就大业，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朱元璋建国后以文字罪人，大兴冤狱，如此杀人，却不能归入用法严峻的范畴。而是透露出朱元璋猜疑残酷，或是一种不正常的变态心理在作祟。

　　朱元璋以“一字猜疑”而造成的冤案就不少，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一语获诛;北平府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获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获诛。

　　以上按例皆因“则”音近“贼”，“作则”有讽“做贼”之嫌。实际上这都是朱元璋猜疑所致，可谓胡乱杀人。

　　更有甚者，杭州府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读后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奇怪的是，朱元璋自己却不忌讳“僧”字，他的诗稿中有两篇都是以“僧”字开头，因此有人认为朱元璋的文字狱，是除异己的一种借口。

　　朱元璋不仅好杀而且刑罚极为严峻，官员动辄或疚。赵翼引《草木子》云：“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很多读书人因为害怕无端被杀或被处以刑罚，宁愿隐姓埋名隐居深山，也不愿出仕为官，这反映出洪武一朝士人的极度恐惧。

　　历史上嗜杀成性的帝王大有人在，且多被归入昏君、暴君的行列。然而朱元璋仍被后世称为英主，这也颇为吊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朱元璋之“尽杀之”所针对的多是功臣宿将，目的在于约束勋贵官吏，很少有涉及平民百姓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朱元璋的好杀才没有成为暴政，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后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