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四大案”是谁策划的？“四大案”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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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寒微的之一，早年的贫农、游僧生活，让他得以深知民间疾苦,从而骨子里对贪官深恶痛绝。

　　《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前我在民间时, 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饮酒废事, 凡民疾苦, 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 ! 如今要平立法禁 ,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者, 决不宽恕。”

　　虽然朱元璋后来称王称帝，但他对官吏阶层的“刻板印象”，却一直没有改变。

　　早在攻灭张士诚时，他就曾经拿张手下的三个贪官污吏开刀，而其惩治手法是：将三人杀掉，内脏掏空，挂在高杆之上，晾晒成为“枯腊”，时人见之肃然。

　　朱元璋的辛辣手腕，在这一场快意恩仇中可见一斑。而在他日后荣登大宝以后，更是将残忍作风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洪武一朝，他策划了赫赫有名的明初“四大案”，一时间，大堂上下、人人自危，文臣武将们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自己牵扯其中。

　　1、“”

　　明初规定，每年各州县都要派官吏到户部核实钱粮军需等账目，数目但凡有分毫之差，整个账册都要被驳回，重新填造。

　　然而，有的州县距离南京有数千里之遥，册子重造并不费功夫，然而还要有当地衙门的印章才算合法。而为了新盖一印章，办事的官吏往往就要跑个一年半载，才能顺利交差。

　　因此，为了图方便，许多地方便带上预先准备好的空印文书，遇到户部驳回时就可立即使用，从而免了来回奔波之苦。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下令将各地衙门掌印官吏就地正法，死者达数万人。

　　其实，当时各地所盖之章均是“骑缝章”，所以根本无法作舞弊之用。而户部官员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是成为当时一条约定成俗的“潜规则”。

　　朱元璋算是一代英明之主，可他偏偏不从根本上去探究制度的弊病，而是一味的找地方官员算账，其用心到底为何呢?

　　2、“案”

　　郭桓是明初户部侍郎，其官职并不是特别大，然而其行为对朱元璋的触动，却非常之深。

　　在“”爆发以前，“空印案”、“案”已经发生，而明太祖为了解决官吏贪污问题，也发明和使用了剥皮植草、抽肠等多项骇人的酷刑，还设立了以加强对官吏的监控。

　　然而面对“郭桓案”，他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被人告发：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将两千多万石粮食中饱私囊。

　　朱元璋大怒，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史料记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而为了追缴赃粮，最后竟演变成了搅动天下的动乱，民间的富人莫不因此而破产。

　　看了“空印案”和“郭桓案”，有的读者可能要问：明明是可以就事论事的案子，况且自古也有“法不责众”的传统，为何朱元璋却要“小题大做”呢?

　　原来，在明王朝诞生之初，由于勋贵阶层掠夺田地、骄横放纵，而大小官吏也上行下效、鱼肉乡里，致使洪武年间的阶级矛盾加速激化。据《太祖洪武实录》等史料记载，发生在洪武年间的农民起义多达170余次，严重危及朱明王朝的统治。

　　为此，朱元璋不得不严刑惩治、痛下杀手。所以说，对于朱元璋的残忍，绝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其个性所致。

　　3、“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作为明初淮西勋贵的重要人物，胡惟庸依仗淮西官僚和等元老重臣的支持，独揽大权，执意妄为，一度到了“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既不以闻”的地步。

　　相权与皇权的直接对垒，让朱元璋对他起了杀心。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杀了胡惟庸，夷灭其三族，而在他被杀十年后，淮西勋贵的标志性人物李善长一家70余口也全部被杀。

　　之后，凡是飞扬跋扈对皇权造成威胁的文武官员，不论其功劳大小，朱元璋皆以“胡党”论处，杀死抄家。

　　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另一对矛盾就是皇权与将权了。其实，比之相权，将权的威胁更大，戎马一生的朱元璋当然深知军权的重要性。

　　早在打天下时，他就有规定：“与我取城池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言下之意，与朱元璋一起出征的将官，都要把老婆、孩子留在大本营作为人质，以防止前线发生兵变。

　　建国后，朱元璋在废掉丞相一职的同时，把执掌军权的大都督府也一并废除。

　　但对于外出征战，因屡立战功而交横跋扈的武将，朱元璋往往是鞭长莫及，二者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大将军蓝玉是明初与齐名的骁将。洪武二十一年，他率军十余万追击蒙古军，大胜而还，被封为凉国公。

　　以后，蓝玉自恃，专恣横暴，正好给了朱元璋除掉他的口实。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处死蓝玉，并将其“剥皮实草”，也就是将他的皮给剥下来，然后再用稻草之类的东西装满，挂起来以警示后来者。而跟蓝玉一起牵连被杀的，竟多达一万五千余人。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前后长达14年，累计被诛杀者多达四万余人。至此，明朝初年的功勋权贵几乎被屠戮殆尽。

　　经过明初“四大案”的洗礼，尽管朱元璋的皇权得到了极大加强，但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

　　从洪武元年到十九年, 竟然没有一位官吏做到任期满，他们往往未及终考就被贬黜甚至杀头。而因为所杀官员太多 ,以致有的衙门竟然无人办公 ,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 、徒流还职”的办法 ,让判刑后的官吏带镣铐办公。

　　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有人甚至宁可自残，也不愿做官，这着实是一种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