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历史上的形象变迁！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贼？

　　今天学习方法网小编给大家带来在历史上的形象变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曹操被评为奸臣，主要是政权开始。可以说，对曹操评价有一个基本历史脉络，这个历史脉络中，有三本书和一个人值得注意，即《汉晋春秋》《志注》代表着“反感曹操的历史基因”;这种“反感”经这位儒学大师的“定调”，在知识精英阶层形成了统一意见;再经《》的渲染曹操的形象被彻底颠覆。

　　关于曹操的历史脉络和功绩，我想我就没有必要说了。直接进入正题。

　　到的“尊曹”阶段

　　陈寿《三国志》开始，到南宋朱熹截止，这是“尊曹”阶段：这一阶段虽有《汉晋春秋》、裴松之(372年-451年)的《三国志补》等对曹操提出一些批评，但因为其影响力，以及曹操的历史功绩、文学才能，受到后世到唐朝的集体尊崇。即使到了北宋，在传统史家笔下，曹操仍然是正面人物。

　　例如司马光说其“……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但这一时期，因为随着儒家“正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统治阶层为了防止江山被他人窃取，也已经开始对曹操有所批评。这种现象不能不影响到民间，但总体上，唐朝仍然以“尊崇”为主，批评肯定是有的。谁不批评别人，又不被别人批评呢?

　　例如李世民对曹操的评价就“反复”。《唐太宗文祭魏太祖武皇帝文》就有“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询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很显然，是在批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

　　同时，对其为人多以批评，称其“朕常以多诡诈，深鄙其为人。”

　　可李世民也有“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一说。所以，唐宋之际总体上对曹操评价比较多元化。

　　这一时期，对曹操地批评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气量不足”为核心，总体上仍是部分知识精英阶层的看法而已，并没有延伸到大众阶层。

　　自宋真宗到近代的“贬曹尊刘”阶段

　　到了南宋问题开始复杂。宋高宗偏安一隅，形成了类似于那样的“偏安”政权。面对强敌金国，必然要寻找“精神上的榜样”用以对敌。所以，金国的替代品曹魏政权出现，南宋文人阶层开始从历史找寻“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和力量”。

　　朱熹甚至如此评价曹操“曹操作诗必说，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

　　以朱熹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其实承袭的是习凿齿(317—384年，或325—393年，或328—413年)的《汉晋春秋》的诸多观点。

　　习凿齿乃是东晋人，因反对谋逆被降职，其晚年生平多有分歧。但总体上，他对在我国的传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对历史的贡献主要是《汉晋春秋》，这本书被收录《》。

　　《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过这样一句话：“习凿尺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也就是说，朱熹以前史学界多以陈寿观点为准，朱熹以后史学界多以习凿齿为主。

　　《四库全书总目》还认为：习凿尺将东晋比为蜀、朱熹也将南宋比为蜀。陈寿是手下，晋武帝天下来源于曹魏，所以，陈寿只能讲魏武视为正统。因此，自朱熹以后，人们都对曹操开始批评。

　　其实，今人观点和《四库全书》的观点基本一致。

　　南宋后知识精英观点对大众产生了根本影响，《三国演义》最终定型

　　在曹操评价转变背后，《三国志注》的作用不能小觑。因为，裴松之写作的一些桥段成为民间反感曹操的重要话饼，也称为知识精英阶层即使在“尊曹”时期也对其批评的重要原因。

　　其中如吕伯奢一家被杀、为报父仇屠城等，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被接受的。

　　更危险的是，“忠奸”“正统”等纯理念的问题在南宋比较流行。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真宗后，因为北宋对外妥协，虽然给予臣子较大的言论自由，但却是一种“儒家”言论的自由，皇帝主动将“治理天下”的权力与儒家“共享”。

　　但在这种“共享”过程中，却是用“儒家思想”规范言论，由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加强了言论、思想方面地控制。由此，对“正统”问题开始纠结起来。不仅仅对曹操的评价日渐多元化，对等西汉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更趋多元化。

　　由此，对曹操的“否定评价”由之前的在知识精英层流行，传递到大众层。在南宋的各种曲艺曲种，例如说书先生们(那时还没有评书相声，但与之类似的曲种已经出现，所以，我统称为“说书先生”)的“尊刘贬曹”现象就很明显。

　　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曹操评价已经转变，否则民间曲艺不会去说“民众不爱听”的东西。因为，那全是靠普通百姓地支持，一文钱一文钱赚的。你说的人家不爱听，人家不听不给钱，你怎么活?

　　由此，我们更难看出，南宋在经济繁荣之上，从民众到精英都有一种对忠臣地呼唤、对奸臣地鞭挞的心理需求。

　　不幸的是，因为曹操名声大且“劣行”又被公认，他也就成为“”的代表了。

　　南宋之后，统一，元朝的“儒家化”努力最终失败，在这一过程中，汉人知识精英、大众对上述心理需求更加迫切，终至《三国演义》做了总结铺垫。《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在“民间文学、曲艺”基础上由文人升级化的作品，代表了几百年来人们在“弱势汉人”情形下的一种自我解救——儒家固化的必然结果。

　　特别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从文艺笔下被广而传颂后，在儒家思想“固化”为统治者驭民工具后，就已无法改变他的“奸雄”“奸臣”“乱臣贼子”形象了。

　　从1950年代到现在的“尊曹”阶段

　　虽然曹操自南宋后对曹操的评价就不高，但并不意味着统一意识，人们仍然对其评价两端。精英和百姓中仍然有不同意见。特别是晚明时期，随着商业精神冲击、思想推进，许多人对其“中和”。例如钟惺(隆万年间)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

　　1956年，为曹操“翻案”则由陈寅恪先生的关门弟子万绳楠首先发枪，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只是一味的“贬曹”，恐怕迎来的只能是蔑笑了。

　　万绳楠先生在《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4期上，发表《关于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一文，从现在看万先生的观点几乎是“常识”，但在当时确属“惊世骇俗”的观点。万先生的观点在史学界引出一阵反响。

　　1959年2月，翦伯赞先生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3月，郭沫若发表《替曹操翻案》，对评价曹操起到了“总结性”陈词的作用。

　　再之后，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化，曹操即使不是英雄也是枭雄，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基本成为今天的主流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