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学

    许多朋友对我这个干新闻的去搞红学都很奇怪，而且一听我搞的是红学中的版本考证，就更奇怪了。在朋友们看来，干新闻的去搞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才是正道，怎么去钻红学中考证版本那种牛角尖呢？我搞红学版本考证，说来也很偶然，是三本书把我引上了这条红学之路。 

    我上中学时正赶上“文革”中期，那时学生们中间经常相互传递着“文革”期间被禁读的小说，大多都是建国 17 年期间出版的《苦菜花》、《红日》、《平原游击队》之类。记得我姐姐的同学借给她一本残缺不全的大 32 开横排本的《红楼梦》，只一册，无封面，但有前言，书的最后已被人撕掉好几页了。这本书是从第一回到第四十回。我姐姐拿到此书，如获至宝，对送书来的同学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早就知道这本书，一直借不到。”看她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增加了我强烈的好奇心——什么书这样好？等她连续几个晚上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拿过来翻看，却被她阻止了，记得她说：“这种书不能看！”我问：“那你为什么看？”“我用批判的眼光看。”“我也用批判的眼光看。”她没辙了，对我说：“要看不要让别人看见。”我答： “那好办。”于是我把书揣在怀里，跑到已搬走了的我爷爷一家的空房子中，拿个小凳子坐在房中间看了起来。记得当时外边下着小雨，我从中午一直看到晚上，直到我姐姐叫我去吃饭，才回过神来。我被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吸引了。尤其使我惊奇的是此书前言所叙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事迹不被世人所知，湮没无闻。记得我当时就想，写出这么一部好书的作者，他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没人知道呢？在我当时少年的心灵中，这是非常奇怪的。 

    这本书只有一至四十回，书中的故事发展、人物结局是怎样的，我当时非常渴望知道。于是四处向同学打听，但始终没有借到全书。直到“文革” 后期突发“评红热”时，我才在别人手中借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横排四册的《红楼梦》。我花了一周时间把四本书读完，但此书的人物故事结局却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觉得宝黛的爱情悲剧是不应像书的后四十回所写的那样的。 

    中学毕业后，我进了工厂。两年之后，“文革”结束了。书禁打开，许多书都让读了，那时我隔三差五就跑市图书馆借书，久而久之就与图书馆的馆员熟了。有一次，我去还书再借，一位与我很熟的四十多岁的女馆员递给我一本比小 32 开还小一点的有些发黄的书，说：“这本书不错，你借去看看。” 我拿过来一看，封面上赫然三个大字“曹雪芹”，署名是周汝昌著。我拿回家去，晚上坐在床上，一页一页地往下读，我既被曹雪芹那扑朔迷离的生平所吸引，又被周汝昌先生那博大精细、纵横捭阖的考证文笔所打动，所叹服。周先生的这部曹雪芹的传记我一连读了两遍。我以后之所以走上红学考证之路即是从周先生的这部书发轫。 

    读完周先生书之后，我并没有去研究红学。那时考大学成风，我也加入那支庞大的赶考队伍，向着高等学府进军。促使我真正开始研究红学的是另一部书，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文革”“评红热”时重印的俞先生的《红楼梦辨》。读完此书，我下决心搞《红楼梦》研究，并且想着重研究曹雪芹生平和《红楼梦》版本。当时正是 80 年代初期，学术界掀起一股“红水泛滥”之潮。我连买带借，搞到了一切能搞到的红学书籍，如饥似渴地读，1983 年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脂砚斋初评在什么年代》，后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1984 年我进入报社当编辑，1986 年参加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1987 年与人合作写出了另一篇《一个被忽略的红楼梦早期抄本》的论文，发表在《社会科学辑刊》上。现在红学走入低谷，真正搞红学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朋友一听我搞红学研究就奇怪，这也不是偶然的。 

    人与书的关系，是一种血融于水的关系，密不可分，书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将会引导人类向前走，也会影响某个人的一生和一生中的宝贵时间。我搞红学就是在上述三本书的引导下，走上研究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