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周作人学者型的翻译家
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的信中写道:“知海外报刊时 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近十年来,研究周作人这个经历复杂的文化人的论著多了起来。五十年 代未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颇为频繁的联系。 我愿把我直接观察到的和间接听到的周作人的侧面,做些记载。
一九五二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 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指派我负责 日本文学的组稿、编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 钱稻孙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们在出版社算 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七年间,我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诗 歌集》、《浮世理发馆》、《枕草子》和《平家物语》,均系日本文学史上 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现已出齐。我还请他校订过一部长篇巨著《今昔物语》, 并鉴定过两万字的《源氏物语》中译文校勘记,重译过十万字的《日本狂言 选》。
八道湾周宅是周作人一直居住的地方,我每次去联系工作,事先总写封 信,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不论什么时候去,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 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多年后我曾问过 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妻子张芙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 拾了一下。她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 的地方,用毕必放回原处。她还告诉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十小时以上, 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 虑好了再下笔。
八旬高龄的周作人给我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反应敏捷。他曾 向我表示,译完《平家物语》后,日本文学当中他还有一部感兴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可惜由于“文革”浩劫,不但《旅行 记》未能开译,连已动手的《平家物语》,他也未能译竣。
近几年来,周作人的遗稿接连问世。《平家物语》在周作人译了七卷的 基础上由别人续完,并于一九八四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启明、 申非译。周作人译的《枕草子》,与王以铸所译《徒然草》并为一卷,以《日 本古代随笔选》的书名,出版于一九八八年。《浮世理发馆》与经他本人改 译过的《浮世澡堂》,也和《平家物语》、《日本古代随笔选》一样,作为 《日本文学丛书》的一卷,出版于一九八九年,均署名周作人。这是他生前 最为渴望,然而未能做到的。① 早在三十年,周作人就涉足于中日比较文学。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 在《冷静与幽闲——对周作人氏的印象》一文中写道:“[他] 把江户时代的 平民文学与[中国]明清俗文学加以比较,并称赞了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 记》和三马的《浮世澡堂》与《浮世理发馆》的独创性,说明他最能够真正 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 看看这位日本文豪对周作人学术的评价,使人感到,作为一位五四时期的翻译家,他确有独到之处。
① 一九六三年我听说,周作人曾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著译均恢复本名。上级嘱他写一篇检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以便取得社会上的谅解,但他写出来的文章却通篇都是替自己辩解的话,故未予发表。
十返舍一九(一七六五——一八三一)和式亭三马(一七七六——一八二二年)为日本两大滑稽小说家。前者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讽刺了江户时代一些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假充行家等卑劣行径,穿插了各地的风俗奇闻。后者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通过出入于澡塘子和理发馆的男男女女的对话,反映了世态人情,诙谐百出,妙趣横生。
解放后周作人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的日本古典作品,从八世纪初的《古事记》、十一世纪的女官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十三世纪的《平家物语》、十四世纪的《日本狂言选》、十八世纪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以至本世纪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时间跨度达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译起来都挥洒自如,与原作不走样。最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哪个时代的作品,他都能够从我国丰富的语汇中找到适当的字眼加以表达。这充分说明他中外文学造诣之深。
我从事编辑工作近四十年,遇到蹩脚的稿子,只得哑巴吃黄连:谁叫自己没有眼光,竟找了个不够格的译者。于是,为了对读者负责,就硬着头皮逐字校订,工作远远超过了编辑加工的范围。周作人的稿子,我也总是搬出原文来核对,但这是为了学习,不仅从未找到差错,遇到译得精采处,还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每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每部译稿,他必加上详细的注释,并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他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
为人讲究作风,写文讲究文风,从事翻译,也应讲求译风。周作人对待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态度谨严,仔细认真,是当作毕生事业来搞的。这方面,大有值得借镜之处。 他擅长翻译讽刺幽默作品,不但以传神之笔,译了日本文学史上这方面的两部代表作;并曾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过《伊索寓言》以及对希腊诸神进行喜剧式讽刺的《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的日记里写作“路喀阿诺斯的对话集”)。他还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校订过《明清笑话四种》,该书于一九五八年三月问世。在引言中,他详尽地介绍了中国笑话的历史。
周作人搞翻译不仅结合研究,而且每译完一部作品,必在日记中写些感想。译毕《石川啄木诗歌集》,他就表示:“其实他(指石川啄木)的诗歌是我所顶喜欢的,……日本的诗歌无论和歌徘句,都是言不尽意,以有余韵为贵;唯独啄木的歌我们却要知道他歌外附带的情节,愈详细的知道便愈有情味。所以讲这些事情的书,在日本也很出了些,我也设法弄一部分到手,尽可能的给那些歌做注释,可是印刷上规定要把小注排在书页底下,实在是没有地方,那么也只好大量的割爱了。”
周作人对译稿十分认真。他是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他原希望在书后多加一些注释,可是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最后只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他为此十分惆怅,甚至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了。
周作人有时给人以傲慢的印象。一九五二年,他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之托,曾为从事日译中工作的日籍女翻译家萧萧校订过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此书当年在该社出版后,又于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
一次,萧萧笑嘻嘻地告诉我,周作人曾感慨系之地对人说:“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言下流露出不屑的意味。但他既然答应 下来,还 是认真负责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然而在名著面前,作为翻译家他是十分谦逊的。关于《枕草子》,他写 道:“一九六○年起手翻译《枕之草子》,这部平安时代女流作家的随笔太 是有名了,本来是不敢尝试,后来却勉强担负下来了,却是始终觉得不满意,觉得是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其实,这部与《源氏物语》并称为日本平安 时代文学双壁的随笔《枕草子》,周作人译得非常出色。这段话也说明他对 自己的要求严格。
日本文学的译稿中,周作人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浮世澡堂》和《浮世理 发馆》。早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他就在《秉烛谈》一文中介绍了这两部作品。 五十年代译完它们,他写道:“我在写那篇文章二十年之后,能够把三马的 两种滑稽本译了出来,并巨加了不少的注解,这是我所觉得十分高兴的事。” 周作人在日记和书信中屡次提及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关于此稿还写道:“余一生文字 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并在 遗嘱前云:“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① 世上有几位翻译家写遗嘱时,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译事呢?
悲惨的结局
倘若没有“文革”这场浩劫,周作人在人民政权下,老境本来还是平静 的。
从经济情况来说,一九五五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月预付给周作人稿费二百元,而对另一位特约译者钱稻孙,当时则只预 付一百元。这数目当然是上级决定的。一九六○年一月起,进而增加到四百 元。同一时期,则只给钱稻孙每月一百五十元。当然,周作人的交稿量也比 钱稻孙多,他每月都必有稿子寄来。
一九六四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当时周作人 译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费标准算,他历年预支的槁费也大大超 过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报酬。于是,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出版社领 寻怕我只身去还不足以说服周作人,便先后两次派一位党员同志陪我一道去 向他说明。这样,自一九六四年九月起,预付给他的槁费就由每月四百元减 为二百元。好在当时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
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周作人,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天我是去约 他翻译《平家物语》的,他当即答应了。当年十一月上旬,我赴河南林县参 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语》一、二两卷的译稿。次年五 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号寄来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从他生前最后这个阶 段的翻译来看,速度和质量都不减当年。倘若再给他两年时间,完全可以把 《平家物语》和《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译竣。
然而一九六六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当时的 “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
① 《卢奇安对话集》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到了六月中旬,两位不诸外问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那阵子,在如火如茶的群众运动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轰,历史清白的著译者尚遭贬斥,历史上有污迹的更是活靶子。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早已被斥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被痛斥为“招降纳叛”。
“文革”前,领导上常常说:“要趁着周作人、钱稻孙还健在,请他们把最艰深的古典作品译出来,并花高价买下。现在不能出版,将来总可以出版。”为文化积累,这本来是颇有卓见的。“文革”期间,这番话被攻击成 “为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做准备”,当时社领导统统被关进了“牛棚”。
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那时周和子已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丰一自从于一九五七年被锗划为右派后,降了好几级,他的妻子张芙芳也因受家庭的连累,解放后从未加过薪。
六月二十五日,张芙芳陪着她老公公到协和医院去看病,确诊为前列腺肿瘤(五月间因发现尿中有血,也曾去过一次协和,未确诊)。周作人不属于任何单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还是一位好友,尽管自己也不宽裕,却借给他五十元作医药费。不过,大夫说,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会发展。这以后,他再也未去过医院,所以社会上所传他死于前列腺癌一说,不确。
“文革”中,周作人当然是在劫难逃。
周氏三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是一九四三年去世的。她的牌位和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子的牌位一道,一直供奉在周作人家的佛龛上。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前供上饭食。
一九六四年,我去参观过鲁迅博物馆。那是以宫门口西三条的鲁迅故居为基础而盖起来的。鲁老太太在世时住过的屋子里,挂着她的巨幅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她的大儿子是鲁迅。而同一位老太太的牌位,只由于供在二儿子周作人家,“文革”中就也跟着遭了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鲁母的牌位。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直到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还有后遗症,经常发麻,行走不便。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门就开在后院。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她住在西跨院。她把炊具搬到自己屋,曾给他们做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 “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
周丰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则是用墙隔死了的,所以红卫兵便启开封条,叫他们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许他睡在洗澡间。后院的东墙根下有两间平房。北边那间是厨房,南边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对自己《浮世澡堂》这部译作表示过满意,当他进入耄耋之龄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时,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澡堂里格外潮湿,适值夏末初秋,这位曾经是养尊处优的知堂老人,此 刻给成群的毒蚊子咬得体无完肤。
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菼芳,每天还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蜇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出,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天冷后,她还给公公装上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缝糊严。就这样,总算将一九六六年的严冬对付过去。
住在小东屋,冬天还能靠炉子取暖,真正难熬的是三伏天。不过,这位知堂老人并未活到那个时候。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红卫兵规定,周作人这间小屋平素是不许人进的。屋里,只有过去做厨房用时装的自来水管以及洗碗槽、灶头等等,连把椅子也没有。那几个月,周作人基本上是躺在铺板上过的。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芙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芙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碎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早已各奔东西了,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实,周作人生前对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
然而,周作人死后,并未“声消迹灭”。
在五四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周作人仍是一个重点。他既从事写作,又搞翻译。他不但与鲁迅是同胞兄弟,两人一度还曾并肩战斗过。他遗下不少手稿有待整理。他有个保存来信的习惯,一九六六年抄家后,其中一万多封辗转送到了鲁迅博物馆,而今均已发还给遗族,其中不少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如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钱稻孙以及李大钊夫人和子女们给他的信函。当然也不乏敌伪时期周作人为街坊们帮忙而收到的感谢状。他失过足。我们却从贾芝的文章得悉他一生也做过许多好事。他无疑是本世纪中国文化史及文学史上一位悲剧式人物。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