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珍爱的一部半书
我是靠借书过日子的。家中藏书数量很少，不及借书量的多少分之一。到底有多少藏书，从来没有统计过。藏书分两类：一类是上架的，有 11 橱；再一类是未上架的，比上架的多得多。不是不想上架，而是没有空间。
在上架的书中，有我的体温，因此，我同上架的书感情比较深厚。深到什么程度？虽无尺子测量，但是，可以打个比方，已经深到像恩爱夫妻那样，不容“第三者插足”，不大喜欢把书借给别人。我看书有个习惯，喜欢在天地上作记号，留感想，写批语。有些批语可能是思想火花，有些也可能是火花思想，转瞬即逝，很快又会更新。饱尝“运动”之苦的人都明白，不管你后来已把这一闪念扔得多么远，如果在若干年后这些“一闪念”被“左”派先生抓住，将会被他们当成“难得的反面教材”。因此，我慎重借书、藏书。藏之越慎爱之越深。
在我所珍爱的上架书中，有一部半是我特别珍爱的。这珍爱之所以“特别”，是因为这一部半书的来历不寻常。
这“一部半”中的一部是《列宁全集》。1961 年底、1962 年初，我与另外两位同志接受了一项任务：除了都要熟读毛著以外，还要熟读马列。我们三人作了分工：一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位读《斯大林全集》、还有一位是我，读《列宁全集》。兰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大家的经济都不宽裕。我月薪 60 元，绝大部分寄到家男，自己留下 25 元。去掉屹、穿，是买不起多少书的。领导上很照顾我，借给我一套《列宁全集》，可惜不能做记号。没做记号的书就不是自己的书，实在憋得慌。于是，我勒紧裤带，省下了 100 元。用了近百元买了当时上海新华书店仅有的两部《列宁全集》中的一部。38 卷书往书架上一摆，谁看了谁羡慕。可是又有谁知道这部书是用我身上的近 10 斤肉换来的呢？书到手时，我体重下降了差不多 10 斤。
那时，我除了读《列宁全集》以外，没别的任务，专心得很。从早读到晚，做列著卡片，查列宁的史料，写学习列宁的笔记，发自内心的感觉是，不认真学习就对不起列宁的卓越，对不起领寻的委托，对不起自己的节俭。读得起劲了，我会在夜深人静时，高声朗读。我会在花园里边散步，边背诵。我还曾摹仿列宁的笔法，袭用列宁的文风，甚至说话也要学列宁的幽默。也许是东施效颦吧，我现在这种急且直的性子，同想学列宁而又学不像列宁不无关系。尤其是列宁式的幽默，我学得不地道，以致常常有人把我的幽默当胡言。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下去搞“四清”。“四清”回来，“文革”开始了。按当时规定，我所在的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不属于夺权单位。可是，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刮起的飞沙走石，把整个机关搅得乱糟糟。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上访群众，谁都可以抓华东局的人。有被抓去当走资派的，更多的是被抓去当“救世主”（支持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还有上午被当作走资派斗，下午被当作救世主供的。不管是当走资派还是当救世主，滋味都不好受。华东局干部的平均级别是 13 级多一点，我是 22 级，不用说，既不会被当作走资派，也不会被当作救世主，可是也有人抓，抓去当人质，抓去带路，找大干部。那时我还没结婚，住在机关大院的集体宿舍里。别人有家可归，我则无处藏身，被抓去的机率比别人高。有次因为我不肯讲出首长住址，被审问了一天。他们轮流出去吃饭。我只好用手捧自来水充饥。随着 “风暴”肆虐，集体宿舍住不下去了。
我在撤离集体宿舍前，布置了掩体。先是恭恭敬敬地在门上贴好毛主席像；再在门旁贴上“华东地区农村青年造反联合司令部”，让他们不要把我的宿舍看作藏龙卧虎之地；再就是在门后贴个告示，大意是，伪称自己是肝炎病号，住院去了，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给予照顾。目的是让他们在破门而入以后，多一点同情心，手下留情，并因怕细菌而不占领。那知走后两天，集体宿舍里唯一留下的一位工人跑来对我说：“有的宿舍已被撬了，看来你的房间也危险。有什么东西，最好转移。”可转移的东西不少。有些东西被拿走了，可以买。唯有那套《列宁全集》，买不到，即使能买到，也不如自己读过的可贵。左思右想，我决定把《列宁全集》抢出来，我打扮了一番。一位女同事帮我用红纸剪了个五星，贴在帽子上。棉袄外头扎根皮带。在一位同事陪同下于深夜一两点钟，回到了机关大院。本来以为这时串连的人会熟睡，那知还是有不少人在院内窜来窜去。我们边走边骂：“他妈的，华东局的人呢！”请读者莫怪我粗野，当时“他妈的”是最时髦的红色口头禅。也许是我俩演串连群众演得特别像，在没受他们注意的情况下回到了我的房间。把 40 卷《列宁全集》（1963 年时，出了第 39 卷和索引卷）分别用两个被单一裹挑了出去。一路还是照旧骂那几句话。就这样，像《水浒》里智取生辰纲那样，把《列宁全集》全部转移到了目的地。
不久，我们内部分成了两派。鉴于分的时候我不在场，因此，我就没加入任何一派。没派，有利有弊。利是两派都不把你当敌人，弊是两派都不把你当自己人。自从报上批逍遥派以后，有关我的闲话就多了起来，迫使我公开亮出自己的“四五”规划：发言不超过 5 分钟，大批判文章不超过 500 字，卡片（指一年中学毛、列）不少于 500 张，还有吃晚饭不超过 5 点钟，因为他们都可回家吃饭，可我晚了就吃不到好饭。由于两派都想争取我加入他们派，再加上我在小部门里年龄最小，所以他们也没对我的“四五”搞大批判。我行我素，一年多当中，我从《列宁全集》中搞了上千张卡片。后来我又经历一次流离失所，也只不过丢了《列宁全集》的一本附册。至今这套全集基本完好，成了我一生中第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所珍爱的“一部半”中的半部，是邓拓在晋察冀编的、由太岳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这部书现在成了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这套毛选有 6 卷。我们姐弟 4 人，每人 1 卷，我分到 1 卷。还有两卷，由于母亲自五四运动后就有重女轻男思想，再加上姐姐是老大，就多给了姐姐两卷。我说我有 “半部”，这是叙述的方便，实际是六分之一部。
我珍爱这部毛选，但是我不大看这部毛选。原因是这部书纸张差，印刷差，看起来吃力，更何况这部毛选 6 卷里的篇章在建国后出版的各种毛著版本中大都有了。没有的、删掉的、修改的，我于 1960 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改称研究室）任研究实习员时，就将新老版本全部作了对照，并 295295 修改、补充在新版毛选里了。
不常翻阅，不等于不珍爱。不看，恰恰是为了珍爱，是怕损坏了。古人晒书，我晾书。不晒怕生虫；晒了怕晒坏。快 50 年了，这部书完整无损。每当目光停留在书脊上时，父亲在枪林弹雨之中带着这部书转战南北的身影，就浮现在脑海里。催我苦读，催我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