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三次转型，都有改变了什么呢？
为了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诸多高校正在探索转型变革之路。然而，该往什么方向转型，怎么转型等等是高校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文梳理了哈佛大学三次转型，并介绍了相关经验。当然，仅供参考，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当今我国社会发展赋予大学的历史使命。西方大学有着近千年的发展历史，其中有很多大学一直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作为世界大学的标杆，一直是很多大学效仿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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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三次转型
163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清教牧师埃利奥特致信马萨诸塞当局，力陈建立一所学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议会正式通过议案，批准建立这所学院。1637年11月，马萨诸塞议会任命了校监委员会，负责筹建和管理学院。1638年，学院所在地更名为剑桥，学院也得名为“剑桥学院”，并正式开学授课。1639年，为了纪念约翰·哈佛的慷慨捐赠，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1780年，哈佛学院改名为哈佛大学（为论述方便，以下统称为哈佛大学）。
历史上，哈佛大学经历了三次转型：
哈佛在成立之初完全是以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为模板建立起来的，从学院章程到课程设置，它都严格而忠实地模仿剑桥模式。但是这种效仿并没有持续多久，建校不久之后，哈佛便开始了突破和改造英国模式的尝试：突破英国大学的学位授予制度、传统的行会自治管理模式、古典自由教育理念，完成了向美国大学的转型；
从19世纪开始，哈佛大学通过重塑传统专业学院，增设新型专业学院，构建现代研究型大学基本架构、改造了德国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理念，引领了美国传统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接受联邦政府的科研拨款，开启了有别于德国古典科学研究的现代科研，加快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转型的步伐，完成了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型；
19世纪50年代，哈佛并不算美国最卓越的大学。1866年，一位哈佛教授发表文章指出，哈佛当时的情形几乎还不如建校只有25年历史的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重视一流教师的聘任，构建规范的学术职业制度，营造教师发展的良好环境、始终致力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保持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领先地位、顺应现代学科发展趋势，推进跨学科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完成了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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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转型不是适应型，而是主动型
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哈佛转型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哈佛大学的转型不是适应型，而是主动型。
哈佛大学虽然依照英国古典大学而建，但美国社会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英国的新的社会环境，因此，哈佛从建校之初，就不得不面临着欧洲古典大学模式和新兴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从组织转型理论来说，这是组织转型的最重要原因。
但是，不平衡状态所导致的大学组织转型，既有可能是被动适应环境的适应性转型，也有可能是主动改变自身以及环境的主动性转型，哈佛大学的几次转型都属于后者。
究其原因，一是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的第一所大学，它除了效仿欧洲古典大学，没有本土大学可供学习和参考，必须自己探索发展之路；二是哈佛大学一直自诩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必须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彰显自身价值；三是相比于欧洲，美国社会更加自由和民主，为哈佛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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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离开个体大学转型，谈国家高等教育转型
哈佛大学在转型的过程中，不仅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其他大学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应充分重视个体大学的转型发展，这是整个高等教育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在哈佛大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它所推行的许多组织制度创新和教育改革，一经推出就被当时美国的其他大学所效仿，这从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尼尔森对艾略特的评价中可见一斑：“艾略特不仅影响了哈佛大学的一切，而且使哈佛成为国家同类学校的佼佼者。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没有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不受艾略特在哈佛改革的深远影响……”可以说，哈佛大学的转型史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史，是一所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
哈佛的成功有其特定的原因和历史机遇，但是这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个体大学转型的重要意义。正像组织转型是从核心和关键要素开始一样，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转型也要从组成系统的一所所大学尤其是那些在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学开始，离开个体大学转型谈国家高等教育转型，后者就成了空中楼阁，只有切实推进个体大学的转型，国家高等教育才能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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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型的核心，是走出一条适合自己路
虽然哈佛大学历经了美国大学、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次转型，但哈佛大学最核心的转型是从欧洲大学向美国本土大学的转型。
哈佛大学虽然受到了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深刻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些模式从没有成为左右哈佛大学发展的力量，因为哈佛从未囿于这些外来模式的限制，它在模仿的同时，总能从所处社会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对这些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
哈佛的经验说明，当组织结构和所处环境不平衡时，根据环境对组织进行改造和创新是必经之路，而如果组织原有的模式是外来模式，那么这种改造和创新就是组织模式本土化的过程。相对于牛津、剑桥等古典大学来说，哈佛大学也是后发外生型的，它在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模仿与本土化的问题。
尽管哈佛大学经历了美国大学、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三次转型，但是这些转型的核心是从欧洲大学向美国本土大学的转型，只是在这一本土化的过程中，它的模式越来越体现出优越性，为美国以外的很多大学所效仿，它因引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被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归根到底，大学转型的核心是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并不断追求卓越，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在本土发挥引领和榜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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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转型史，就是组织制度和模式的创新史
哈佛大学在转型过程中创造了多种新型组织制度和模式，不断突破着原有组织形态的限制，因此组织创新是组织转型的关键路径。
整个哈佛大学转型史就是它的组织制度和模式创新史，在这些创新中，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如学位授予制、“双元制”管理模式、教师学术职业制度等；也有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如选修制、集中与分配制、通识教育改革、核心课程改革等；还有科学研究方面的创新，如专业学院改造、研究生院改造、独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等。
在这些组织制度和模式创新中，有的是哈佛原创，如选修制等，也有的是哈佛对其他大学做法的改进，最典型的是对研究生院的改造。总之，组织创新是哈佛大学组织转型的关键路径，只有对组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改革，组织才能从旧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活力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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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转型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校长和联邦政府
校长和联邦政府是哈佛大学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很多因素在哈佛大学的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校长和联邦政府。
哈佛大学的“双院制”管理模式使得校长成为大学管理体制中的核心和枢纽，他连接着监事会和董事会，也连接着政府、校外人士、校内行政机构、教师、学生等各个群体，因此，在哈佛大学的发展中，校长发挥着凝聚、引领和协调的作用。
同时，联邦政府在哈佛大学的转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联邦政府在赠地学院时期以及在二战后对哈佛大学的扶持，哈佛大学才逐渐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联邦政府并非以控制的方式对哈佛施加影响，克拉克·克尔将这种影响总结为“以微妙的、缓慢积累的和彬彬有礼的方式使得自己显得愈加有力”，换句话说，联邦政府对哈佛的影响是渗透式的而非控制式的，这也是像哈佛这种老牌私立大学能够愿意接受联邦拨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