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礽心理变态是康熙教育失败还是太子自身问题?
近来以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持续热播,即使平日不读史料的观众也大概知道二废皇太子的故事,为何一朝贤君两立两废太子?太子为何行径如此暴戾乖张?是康熙教育的失败还是太子自身的问题?
皇太子的心理变态
康熙帝虽然做出废黜皇太子的决定,但对胤礽仍旧怀有鞠育之情,因而深深地陷入矛盾、痛苦之中,思想产生一定反复,其有关讲话,也给人旋即生悔之感。《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甲申、戊子。尽管如此,他还是于九月二十四日颁布了废黜皇太子胤礽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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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熙帝对于自己耗尽心血培养的皇太子竟成为恶行昭著,尽失人心之人这一事实,仍。加之他本来就有迷信思想,于是,产生了胤礽“忽为鬼魅所凭,蔽其本性”,“非狂疾何以致是”的荒谬想法。《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
值得注意的是,一废太子之际,康熙帝将胤礽的“贪暴纵恣”,归结为“为鬼物所凭,狂易成疾”;《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丁酉。复立胤礽时则称此疾“已渐痊可”;《清圣祖实录》卷237,康熙四十八年庚辰。二废太子时,又说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庚戌。
其实,清朝采用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册立的惟一一位皇太子胤礽,并无所谓狂易之疾,而是有着较重的心理变态,其诸多暴戾残虐行为,与此有密切关系。
胤礽个性的突出特征,是心胸褊狭,性格暴躁,敏感焦虑。这既有先天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他所处的环境使然。
变态心理的养成
生母孕期焦虑或为先天原因
胤礽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其生母怀孕的后一阶段,也是胎教最重要的时期,恰值初起,清廷备感窘迫之际。面对这种相当不利的形势,赫舍里氏的复杂心情,恐怕要超过后宫的所有人。由于她的头生子承祜已夭折,康熙帝曾为此深感痛惜,所以,再次生子,便是赫舍里氏身为皇后的首要职责,亦为康熙帝、太皇期盼之至。如果康熙帝重新有了嫡嗣,将在与三藩的力量对比中增加清朝实力,而赫舍里氏也可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其中宫地位。可是,如果此次生下公主,则将使她愧对夫君与太皇太后,留下终生遗憾,再次生子,故形成较重的心理负担。赫舍里氏在孕期的紧张、焦虑心态,对于胎教不利,而这种情绪会对胎儿产生一定影响。禀性暴躁,或许有此先天性因素。
赫舍里氏生下胤礽时,年方22岁,此前已曾生育,这次却因难产去世,不能排除她在孕期过重的心理负担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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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溺促成暴虐
胤礽不满两岁,被册立为皇太子,从此处于极尊地位。康熙帝对他疼爱之至,无人敢对他指责一字,无不竭力加以奉承。胤礽14岁前,曾祖母孝庄虽然健在,但年高多病,已不能像培养孙儿康熙帝那样,亲自督教曾孙。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成长环境中,胤礽从小养成极强的优越感,,认为除皇父康熙帝外,一切人皆不如己,应在自己的支配之下。他无法承受挫折,不能容忍任何不如意之事,否则便大发雷霆,通过攻击、虐待、伤害他人来发泄不满,甚至以此为乐。这使胤礽逐步产生了很强的权力欲望及滥用权力的习性,而在生活方面享有与等同甚至有所超越的待遇,又使他自幼具有对物质财富的强烈占有欲,养成的作风。这是胤礽残暴、贪婪的思想根源。缺乏限制的权力以及为其所任意索取的财富,彻底腐蚀了他的身心,促使其性格中的两大弱点愈益彰显。一方面,原有的暴躁、焦虑等个性特征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本已较差的心理承受力,进一步降低,精神极为敏感、脆弱,变态心理由此萌生。
康熙对恶行视而不见
康熙帝对于胤礽的培养,存在很大偏差。他对允礽的恶劣品行视而不见,对其缺点百般包容,但又最大限度地满足胤礽的奢求,“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然而,康熙帝又对胤礽在满汉文化知识方面的学习抓得很紧,希望他能够读书明理、文武兼通、宽仁孝悌。可是,胤礽在知识学习上大有长进,令人欣慰的同时,其贪婪、自私、残暴、为所欲为的思想作风,也在恶性发展。应当说,康熙帝对于胤礽的这一严重问题,并非毫无觉察,但只是幻想通过让胤礽学习知识,特别是学习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使之感悟,改正其恶行。同时,他又以胤礽具有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己丑。来安慰自己,以减轻他对胤礽畸形发展的忧虑。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只能加速悲剧的来临。
文化差异造成精神压力
满汉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特定氛围,也对胤礽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
胤礽仅仅凭依嫡长子身份而获储位,这同传统政治理念并不相符。在仍然受到满族传统文化影响的满族宗室王公内心深处,原本即对根植于汉文化土壤的皇太子角色,感到陌生,并抱有一定抵触心理,只是由于皇权强固,康熙帝决意实施这一制度,他们惟有服从而已。而皇太子胤礽性格作风上的突出弱点,促使他们进一步产生对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怀疑,加重他们对于这一制度最大获利者——储君胤礽的反感。康熙十四年(1675年)建储后陆续出生的众皇子(皇长子允禔除外),更因皇太子胤礽的存在,剥夺了他们竞争皇位的权力与机会,直接损害到其切身利益,因而对胤礽产生不满与妒忌。加之胤礽对众兄弟欺压凌辱,部分年长皇子中终于形成反太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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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些骨肉手足及皇室懿亲、王公大臣的不满甚至敌意,感到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正在步步紧逼,使自己日益陷入被动境地,储位岌岌可危。这一严峻形势,使允礽本已处于萌芽状态的变态心理愈益加重。大量事例表明,他的“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也含有以此减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缓解自己的焦虑和恐惧,并对政治对手进行报复的意图。
复得储位已成
胤礽的储位失而复得后,因反太子力量仍然存在,对其威胁日重,他重新成为众矢之的,同反太子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变态,亦即康熙帝所言“狂易之疾”,绝无可能去除,只有进一步加重。为了发泄自己的压抑、怨恨与不满,他殴打凌辱属下人员,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怀疑周围的一切人,甚至其手下一个小“如厕,皆遣人伺察”。对此,康熙帝感叹道:“以此观之,当无处不留心伺察者矣。”《清圣祖实录》卷251,康熙五十一年十月辛亥。这一典型事例,恰恰表明胤礽在皇权与反太子派势力的夹击下,有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因时刻担心失去储位,胤礽长时期处于焦虑之中,逐渐对所有人都失去信任,予以敌视,并以施虐他人的方式,发泄对诸皇子及王公大臣的怨恨,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康熙帝所以称胤礽“竟类狂易”,另一重要原因是他做出一废太子的决定后,情绪波动很大,思想斗争激烈。所谓胤礽因患有狂疾才如此尽失人心,这本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诠释,却使康熙帝能够从中获取一些心灵慰藉,得到部分精神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