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四大统治基础是什么？大清灭亡跟四大统治基础有关！

　　清王朝为何崩溃的那么突然?四大统治基础是怎么瓦解的?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它的灭亡方式与其他朝代相比显得很新颖。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封建王朝要么亡于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要么死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篡权，但清朝是个例外，它是以中央威权下降、地方各省独立，朝廷大势已去，皇室退位还政的方式灭亡的。

　　至于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激进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暴力范围和程度有限，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只有武汉、上海等地方爆发了战争。清朝身经百战，一般情况下，这种小规模的战争是远不能对它构成致命威胁的，战争没要清朝的命，战争之外的东西却终结了这个王朝。

　　打个比方，辛亥革命像一阵风，风过后，清朝这座房子倒塌了，但理论上，这个等级风是吹不垮这座房子的，那房子为什么倒塌呢?因为支撑它的四根柱子——满汉合作、地方支持、士绅拥护、军队效忠四大统治基础全部瓦解了。

　　辛亥革命人物述

　　一

　　清朝是一个由满人主导的、以满蒙汉合作为基础的政权，在其267年的统治中，满汉合作是主流，但是作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存在。从反清到起义，再到清末革命党人造反，“驱除鞑虏”的口号经久不衰，也最具煽动性，

　　这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少数民族驾驭一个庞大的民族，必须随时保持高度紧张的戒备心态，处处设防，才能获得最大的安全感。就像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说的，满清的那些制度根本算不上制度，只能算法术，这种法术是出于民族私心对付汉人而设置的。

　　压迫之下，必有反抗，猜忌之下，必有异心，当大家生活都过得下去的时候，彼此可以合作，当民不聊生的时候，民族矛盾就会激化。

　　梁超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满汉两族并栖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脑蒂，其排满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发。”意思是，满汉两个民族生活在一个民族的统治之下，相互猜忌防范了两百多年，一旦有人刺激大脑，潜伏在脑海中的排满性就会苏醒发作。

　　清朝影视剧照

　　运动以来，随着湘军相继崛起，官僚的势力有所扩大，引起了满清的警惕和戒备，只是国内外形势复杂，清廷需要借助有能力的汉族官僚来维护统治，所以一直隐而不发。

　　庚子事变后，清廷为应付内外危机，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在这场新政中，满清希望维护既得利益，担心汉人借助改革来削弱满人的权力和地位，而汉人则希望重新分蛋糕，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国家大事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在官制改革中，清廷宣称每部设尚书一员，不分满汉，但结果却是满洲亲贵占据了绝大多数名额，连“满汉各一”的旧例都抛弃了。清廷还大肆排挤汉族官僚，瞿鸿禨、尚书岑春煊、林绍年、袁世凯等汉族重臣或被罢官免职，或被调离中枢，张之洞也被明升暗降晾了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载洵、载涛、铁良、良弼、荫昌等满清少壮派纷纷出任要职。

　　张之洞

　　不管上面的那些汉官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处理的(瞿、岑二人因与奕劻、袁世凯斗争失败而罢官)，但在一般人眼里，这些汉族官僚是汉人在朝廷的代表，尤其是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和张之洞，他们的背后站着整个汉人官僚集团。满进汉退的结果是，汉族官僚对此耿耿于怀，对清廷的忠诚度大打折扣。

　　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有个过程。

　　转眼到了1911年，清廷搞预备立宪，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9名是满人，其中7名是皇族。消息一出，全国哗然，立宪派(士绅和商人阶层组成的政治势力)极为愤慨地声称：“君主不负担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进嚣张”。

　　此时大家都明白了：大清的江山是满人的，汉人连高级打工仔的资格都混不到。

　　这样还指望汉人效忠，别逗了。

　　满洲贵戚

　　二

　　与汉人势力扩大相伴随的是地方权力膨胀，这一点也得从太平太国运动说起。

　　太平运动爆发后，和都不堪一战，清廷只能依靠地方招募勇营作战，比如湘军、淮军等。勇营不属于朝廷正规军，朝廷不给编制和经费，一切都由地方自理，地方也没钱，只能向朝廷要政策搞钱，这个政策就是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是对过往商人和境内的商户收取通过税和交易税，数额很大，远超过地丁银(农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厘金除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部分都留作地方开支，这意味着地方拥有了财政权。

　　此外，受战争影响，原来户部实行的解款协款制度(统一征收，统一核销，有结余的省份补充的省份)也，户部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度大减，地方财政权愈发独立。

　　地方拥有了财权和军权，就有了抵制甚至抗衡朝廷的资本。清廷对此，也曾尝试改变这种状况，比如裁汰勇营，废除厘金等，但均遭到了地方督抚们不同程度的抵制，最终只得作罢。

　　此时，清廷还掌控着地方督抚的人事任命权，而地方势力也还不足以正面抗衡朝廷，所以清王朝还维持着统一的局面。但是，地方势力逐渐坐大的趋势已无法逆转。

　　清朝地方厘金局

　　庚子事变爆发后，清廷向各省下发宣战诏书，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电信局将诏书扣押，只给各地督抚观看，并电告各地督抚不要服从命令。带头抗命，南方各省督抚们公开不理会朝廷宣战诏书，私下与列强达成了“两不相扰”的协议，事后清廷不敢处理参与的督抚们，反而好言抚慰。

　　经过这一事件，清廷颜面尽失，中央权威骤然下降，地方势力急剧膨胀。

　　活着时候，能够用灵活的手腕和巨大的威望压住阵脚，使中央与地方表面上过得去，慈禧一死，摄政王载沣没经验，没能力，没声望，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五。

　　“督抚大权，无过兵、财两政，将事裁抑，此为最先”。载沣上台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收回地方督抚们手中的财权、军权。

　　军事上，清廷下令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清朝陆军贵胄学堂

　　财政上，颁布了《清理财政章程》，中央设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由度支部派专任监理官赴各省清理财政，规定各省清理财政局必须按季度详报本省财政收支数字。

　　经济上，清廷也将手伸到了地方，打算将地方盐政、矿务、铁路等大权尽数收归中央。

　　下个命令就能把事办成?政治有这么理想化就好了。载沣风风火火发布命令，地方督抚阳奉阴违，中央各部和地方为争夺权力而摩擦不断，甚至有地方官员暗中煽动民众闹事，向清廷施加压力。

　　当时社会舆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无非是聚集各省之财权，归于政府而已，无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权，属诸政府而已”。

　　载沣本想中央集权，没想到激起地方的反弹，地方和清廷矛盾日益尖锐，离心离德，最后的表面和平相处都不能维持。

　　摄政王载沣

　　三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包括入仕前的士(有功名的人)、入仕后的官，以及退休后的绅。在传统中国，士绅掌握着社会上的绝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他们是朝廷的坚定拥护者，能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作为回报，朝廷会给予士绅一定的特权和地位，为他们提供上升渠道，二者属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士绅与朝廷的联系纽带是制度。不是一个单纯的选官制度，它也是清廷掌控士绅阶层的工具，士绅阶层是基层社会的真正控制者，掌控士绅阶层也就掌控了延续统治的核心力量。

　　但是到了清末，一切都变了。1905年，清廷废除了科举制度。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停罢科举“使数百万老举人、老，一旦尽失其进登之路，恐未免伤其急激”，意思就是废除科举让几百万老举人、秀才失去当官的门路，未免太急切了。

　　清朝读书人

　　毁人前途，如杀人父母。废除科举制度损害了士绅阶层的根本利益，使清廷失去了对士绅阶层的掌控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大大消解了士绅阶层对清廷的忠诚度。

　　科举的路子被封了，但新式学堂的门打开了，兴办实业的春风也吹起来了。于是一部分年轻的士绅走进了新式学堂，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另一部分士绅放弃了功名思想，下海创办实业。

　　走进学堂的人，成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人，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对现状越来越不满，他们组织了各种学会、商会等团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于是，一股新的政治势力——立宪派形成了。

　　立宪派是从传统士绅阶层中分化而来的，他们主张发展新式教育、创办近代企业，倡导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其著名代表有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凭借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影响力，立宪派逐渐在地方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发挥了主导地位，在清末各种政治力量中居于中坚地位。

　　张謇

　　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是：改良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分享政治权力，发展。但这些政治主张与清廷维护满洲权贵利益的目的完全相悖，围绕立宪问题，双方冲突不断升级。

　　从1910年起，张謇倡导江苏咨议局(省级民意机构，多为立宪派掌握)，带头发起了三次全国范围的进京请愿速开国会运动，雪片般的请愿书，蜂拥至京的请愿代表，数百万的民众签名，声势浩大，地方督抚也受其感染，联名上奏，请求立即组织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以免人心沸腾。

　　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承诺五年立宪，然而第二年清廷却搞出了“皇族内阁”，立宪派觉得自己被耍了，认为清廷已经无药可救，纷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

　　武昌首义后，立宪派领袖、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发表通电，号召各省响应，之后全国有十几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宣布独立，由此可见立宪派的实力。

　　1909年10月广东咨议局开幕纪念照

　　四

　　继八旗、绿营、防军、练军、勇营相继堕落后，清廷在新政中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以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张之洞的湖北自强军最为成功，其他各省新军规模都不大。

　　新军，即新式军队，士兵、军官、思想、武器、制度都是新的，新事物与旧统治有着根本性矛盾，指望新军死忠维护旧朝廷，有点天真了。

　　新军士兵的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入伍者都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家庭成分多是破产农家子弟、手工业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因科举被废转而投笔从戎的秀才、生员等。

　　相比之前的旧军队，新军士兵的文化程度整体更高，知识越多想法越多，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士兵，本身是很容易被革命思想感染，加之社会地位低下和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对社会现状多有不满，一旦被革命者渗透宣传，立马上道。

　　清末新军

　　以湖北新军为例，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大部分已经革命化了，官兵们组织了很多社团，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官兵。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一万五千官兵中，纯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反对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剩下的是中间派。

　　士兵如此，军官亦然。清朝末年有一股留学日本的风潮，其中有不少人是学习军事的，这些人到了日本后，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对比日本的兴盛和清国的衰败，正常人都会对清廷感到失望，萌生救国救民的担当精神。

　　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活动地之一，孙中山、黄兴等人就长期在日本领导革命工作，而富有激情的留学生自然是革命派重点发展的对象，尤其是军事专业的留学生，更是革命的火种。

　　军官学校毕业的留学生回国后，正值各省编练、扩大新军之时，清廷希望借助他们争夺督抚们的军权，地方督抚也希望利用他们组建自己的势力，双方争相拉拢他们，所以这批人很容易地走上了新军的领导岗位，如协统(旅长)、标统(团长)、管带(营长)，督练公所(编练新军的机构)督办、总教习，讲武堂和陆军小学的教官等。

　　年轻时期的阎锡山

　　北洋的吴禄贞、湖北的蓝天蔚、江西的李烈钧、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唐继尧等，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辛亥革命中，这些新军领袖发挥的巨大作用，有的甚至直接主导了一省的独立。

　　以上说的都是普通新军，至于北洋新军，都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而袁世凯被载沣一撸到底，差点被这些满洲权贵搞死，双方早已势同水火，指望袁世凯和北洋新军效忠清朝，无异于。

　　辛亥革命(剧照)

　　五

　　一个政权的存在，必须获得若干势力集团的支持，清朝末年的情况是汉人不合作，地方离心离德，士绅阶层反目，军队倒戈相向，清廷把不该得罪的势力全得罪了，统治基也全部瓦解，大清帝国也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