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权力的“偏房陷阱”，皇帝越想独裁越容易陷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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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分”这种理念的源泉是的《春秋》。宋司马光的《》和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名分观点上，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名分”，可以说是儒教理学中的代表思想，在这样的理念下，中国维持了数千年的文明。古代中国人十分讲究名正言顺，因为，那时候“名分”才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譬如：古代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虽然，一个男人可以有许多的女人，但是，正妻和妾室却有实质的不同，男人的原配通常享受使唤妾室的权力。即便如此，实际情况可能会与之有所出入。因为，有些貌美的妾室会借助自己的外貌优势，从而，获得丈夫给予的特权。
甚至，有时候妾室的权力会越过原配在家中享有支配的权力。
妻妾在家中争宠、争权，而臣子又何尝不是在官场上争权、争势呢?
因为，帝王在权力的分配方面，也遵从正室搭配偏房的结构。这里的“正室”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这些人，基本上算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但是，帝王为了避免一家独大，便会在“正室”之外，让“偏房”代行自己的权力。
那么，官场上的“偏房”又指的是什么人呢?
在《清稗类钞》中，收录了晚清大使郭嵩焘的一篇史论：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共天下;与、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列举的这些与君王共事的人物，基本上都可以纳入隐形权力集团。在表面看来，这些人并没有治理天下的权力，但是，其却凭借与权力核心的紧密关系，实现对朝政的长久把控。他们相较于正统的官僚系统，显然就是因为受宠而得势的“妾室”。
“独裁专制”虽然是对古代帝王权力的综述，但是，具体的情形却与之有所不同。因为，从以来，除了一些才华出众的帝王能独立处理朝政事务之外，基本上，独裁的情况是不多的。像郭嵩焘说的那样，虽然称作君王，却没有独裁的实力，所以，并不能有所区别。
然而，出现这样的问题，则在于权力被谁“分寄”。
皇帝与宰相一理天下，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制度安排。因为，君主向来都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和象征者，但是，却没有必要事事亲力亲为。而朝中的宰相作为首脑，他的责任就是辅佐天子，处理政事，基本上什么事情都要管，这也是之前确立的正式制度。
曾有一位官员对皇上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可以说，宰相的执政权力是由国家的制度所赋予的，它也是被正统所承认的。所以，若有君王故意绕开宰相发号诏令，则被认为是一种违背制度的行为。
因此，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可见，帝王和宰相的权力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权力分配制度也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西汉时出现与宰相共治天下的局面，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却不正常，即：与外戚共治天下。
要知道，外戚依赖的，不过是其与统治阶级的特殊关系。由私人关系衍生的权力，其实，算是一种制度之外的隐形权力。若将宰相统领的官僚集团比作帝国的“原配”，代表正统的权力体系;那么，外戚这种隐形权力便是帝王的“妾室”，算是一套没名分的“副权力系统”。
“正室”与“偏房”共存局面的出现，最初是由开的。当时，自视能力很高，不愿意事事经过宰相，便直接将宫内的宦官、外戚、尚书等组建成了一个“内朝”。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内朝”便将“外朝”这个正式权力机构的代表架空。
从正式名分来说，当时的内朝组成人员并没有什么权力执政，甚至，其中的一些人还并不是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但是，这些人却因为被帝王视为亲信，所以，不仅能提前预知政事，连隐形的权力都特别大。有时候，内朝的权力完全能够与外朝对峙，甚至凌驾于外朝之上。
但是，内朝的权力无论多大，其终究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妾室”。也正因为其权力缺少合法性，所以，只能紧紧依附帝王，依靠他们之间的私交来维持权力。而这，不仅使得内朝人员特别听从皇帝的指挥，还使汉武帝实现了自己独裁的目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曾经一手扶持起来的内朝，居然也有不听话的一天。在刘彻去世之后，国家理所当然的出现了外戚干政的情况。最终，西汉葬送在了外戚手中，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在建立东汉后，他充分吸取了西汉外戚干政的教训，通过设立“尚书阁”来架空三公的权力。
之后，一切的命令和诏书，都需要经过尚书台来禀告皇帝，并最终由皇帝决定。当时，人们称其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这种分配权力的模式，其实，也是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的手法，最后，皇帝再借用“偏房”实现独裁专制。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基本都是复式的权力结构。
但是，这种“政出于二”的权力结构，也是两汉的最大问题。同当初刘彻组建内朝的初衷一样，光武帝也建立了尚书台这个“偏房”权力系统。刘秀的本意是要遏制，甚至摆脱正式权力体系对皇权的控制和威胁，但最后，却是闹剧再次上演。羽翼日渐丰满的“偏房”，最终，还是脱离了主人的操控。
光武帝死后，其曾经建立的尚书台，却没有如他所愿控制正式权力的扩张。在东汉后期，豪族及外戚等权势大臣，纷纷用“录尚书事”的幌子进入了尚书台，最后，垄断了朝政。
建安元年，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接回了。他当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皇帝赐给自己“录尚书事”的权力。倘若君王想要夺回自己的权力，就必须另外扶持一个“偏房”，也就是所谓的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朝堂，基本上是宦官和外戚轮流干政。
东汉的皇帝与臣子为了权势争斗不止，但最后，却是权臣取得了胜利。东汉最后被门阀和权臣瓜分殆尽直至颠覆，之后，的君王们为了限制正式权力系统，便另外设立了宦官干政。但是，这些“偏房”就像不可逆的程序，一旦开启便无法回头。末期的宦官，手中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
这些宦官不仅凌驾于正式权力之上，甚至还操控帝王的废立生杀，可谓是权势滔天。一直到宋朝，正式的权力系统才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宋朝并没有设置所谓的“偏房”，像宦官、外戚以及亲信等隐形权力群体的发展都受到了相应的遏制。当时，即使是天下之主皇帝，其在处理政事时，也不能独裁专制。
南宋时，曾有一个内廷国手向宋孝宗求官，但当时的官职却不是皇室私有，所以，随便授予别人是违背制度的。这个国手的意思是求皇帝法外开恩，但是，宋孝宗却回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便让他去求宰相，但宰相，却是“坚执不从”。所以，宋孝宗最后只能哀叹一声：“书生难与他说话!”
这个所谓的国手每天都陪宋孝宗下棋，所以，他和皇帝的私交特别好。按理说，这样的情况，国手赵鄂应该拥有一定的隐形权力，但是，因为的权力分配比较健康，所以，皇帝也并不敢随意破坏这种权力结构。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却没有维持多久，宋朝的天下便被给“共掉了”。
至此，皇帝对正式权力系统尊重的局面不再出现，最后，宋朝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之后，到了明清时期，朝堂之上又出现了宰相、太监及胥吏共同治理天下的尴尬局面。
从汉代开始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设立“偏房”，继而架空“正室”的权力，并最终借用这种隐形权力集团控制正式的权力系统，其实，已经成为了帝王意图独裁的不二方法。
那么，为何帝王们上位后，都急不可耐地要设立“偏房”来对付正式的权力系统呢?
其实，这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这一段时期内，中国还未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体系。所以，向来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被复杂又呈现科层化的官僚系统所制约。这种官僚体系越是完备，帝王权力经过的分流程序就越多，其自然享受不到至高无上的专断快感。
于是，这些帝王们往往特别热衷于越过这些复杂的官僚权力系统，继而建立属于自己的“偏房”。之后，这些由亲近的臣子及外戚等组成的非正式权力体系，虽然，非常的简陋，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帝王的权力野心。
但帝王们通常容易忽略的是，这些非正式的权力容器，也会随着时间和帝王的信任渐渐固化，从而，成为同正式权力体系一样的存在，而且，这种“偏房”常常会反过来分化帝王的权力。换句话说，就是“偏房”掌握权力越久，其就会慢慢演化为“正室”一般的存在。
像汉代的尚书，其本来是帝王的私人秘书，但到了唐代，却成为了正式的宰相机构。虽然，后世的君王们为了手握权柄，依旧不断设立类似“偏房”的权力容器，但不变的是，历史仿佛给那些独裁的皇帝下了魔咒，这些权力容器最后都重蹈了覆辙。
曾经坚持“大权不可旁落”的帝王，可能永远不会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
“分散在官僚系统内部的权力，虽然不容易被皇帝摆布，但是，政权的颠覆可能性却并不高。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坚守着名分的界限，并且，持续受到规范性和程序性的控制;‘偏房’与之相比，虽然，拜托了正式官僚体系对君权的控制，但是，若一旦失控，便会出现颠覆性的局面。”
很好的例子：刘彻妄图设置内朝削弱宰相之权，可后来，内朝中的外戚不仅操控朝政，还颠覆了西汉;东将三公闲置，独独依赖尚书台，但最后，尚书台的领头人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则干脆取消宰相，启用内阁，但是，这个“偏房”却培养出“”这个权力怪胎。
帝王想要借“偏房”独揽大权，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越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越容易被隐形权力集团窃取。只要皇帝软弱，抑或懈怠不理政事，国家的政权便会立刻落入这些“偏房”手中，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而这，也是为什么历代接连发生近臣颠覆朝政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实际上，独裁者根本不能忍受权力被分流，但是，他们却缺乏长远的考虑，更看不到独裁专断的陷阱。所以，最后其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算是咎由自取。